人民大会堂的那些如烟往事

人人都有曾经的日子，曾经的日子越来越多，未来的日子越来越少。曾经的日子可贵，未来的日子更可贵。曾经的日子可贵是因为它留下了些什么，未来的日子可贵是因为它负载着希望。珍惜未来就必须珍惜曾经，不忘过去。

我在人民大会堂工作过35个年头。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服务的这35年，至今让我记忆犹新。

周总理在职工食堂吃饭

1966年夏末的一天中午，我在办公室接到现场值班（原警卫科长）郝书生同志的电话，他在电话里急切地对我说：“总理到职工食堂吃饭，你赶快通知食堂。”

我也着急地反问：“总理怎么到职工食堂吃饭呀！那准备什么呀？”

郝书生不由分说道：“快去通知他们，不要问啦！”

我立即拨电话，无人接。放下电话我就往食堂跑，跑到食堂饭厅北门一楼入口处，看到郝书生在前开路，已经到了警卫科门外电梯厅。这时我飞一样跑到食堂，直入打菜间，对当时掌勺打菜的两位老师傅说：“总理来吃饭！”他们着急地反问：“为什么不早告诉！我们准备什么也来不及呀。”

这时郝书生已经到了饭厅北门入口处的小楼梯了。我对打菜间里的人说总理到了，把你们的烟斗放下。这时饭厅里人们的眼睛都转向了总理。

总理走近打菜窗口，正在排队的人都主动撤开了，让总理先买。总理打手势不肯，这样前边排队的人，又排站在前，约三四个人。我一直站在打菜间的西头，时刻盯着总理，等总理端着一盘红烧茄子，拿着一个窝头，在饭厅南头偏西的一个桌位坐下，我买了饭菜找座位时，总理那桌人已经坐得满满当当。大家静静说着话，并不喧哗。

我在南头偏东的一桌找座坐下，这里看得见总理，只是听不清楚他说什么。总理吃得很香，盘底无剩菜。

1968年，周总理与大会堂工作人员在大会堂福建厅合影（右二为作者）

周总理要付一角龙井茶钱

1967年的一天，我在办公室值班时接到总理办公室高振普的电话。他说：“查一下上月周总理用的茶钱，怎么这月没有催单呀？”

当时，首长在大会堂开会用茶，谁用谁买，每杯一角。外事活动则由主办单位最后一起付。总理因为常来大会堂，同时也是为了省他的时间，采取先记账的办法，一个月结算一次，由总理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交付。上个月为什么没有通知来交钱呢？会计查账后说，上个月内部会议少，总理只用了一杯茶，总共一角钱，一角钱也要发封信通知，干脆不如累计到下月里一起发算了。因此，总理办公室就来电询问茶钱了。

高振甫在电话里说：“总理在大会堂的活动用餐、用茶，该交钱的一定要及时通知，不交或少交钱，总理都会批评的。每月他都过问，谁也不敢瞒他。”总理说过：“事不能拖，钱不能欠。”

朱德总司令来理发

1967年，有一天我接到朱德同志办公室的电话，电话里说：“朱德同志上午十点来大会堂理发。”

我随即报告领导，领导根据当时的情况，对我说：“不上岗，不铺地毯，但一定要注意安全，不管外边喊什么黑司令，来到大会堂我们就要保证安全。绝对不能出事，可不能摔着老人家。”

当时我想，不上岗，不铺地毯，安全工作怎么具体落实，具体谁来负责。当时处办公室有一条规定，谁接的任务谁负责到底。就这样，我成了当然的、唯一的承担者。

于是，我提前一刻钟到了球场等候，整个球场就我一个人。近整点，驶来一辆小卧车，停在了我面前。一个年轻的警卫员从前门下车，开后门将朱德同志扶出。我主动前去搀扶，警卫员说不要扶，自己慢慢走。我对警卫员说：“上台阶太多，路面太滑，又没铺地毯，还是扶着好。”警卫员默许了。

当时的朱德同志面容忠厚而严肃，但显得苍老，使我心里有些难受，恨不得一气将他背到理发室,同时也想宽宽他的心，可咱这样的人物能做什么呢？只能多叫几声首长，让他感到身边有人，得些温暖。

八十有余的朱德同志，右手拄着拐杖，左手搭在我的右臂上，艰难地爬过三十四步台阶，要进小铁门拐弯时，我提醒说：“地面太滑，请首长慢慢走。”朱德同志小心地走过十几米的水磨石路进了电梯。到了四楼要出梯时，我还是说：“请首长拄好拐杖，可别滑了。”

到了理发室，首长入座后，我一直等在理发室，不敢离开，因为没有第二个人可以指望。领导嘱咐过，可别摔了老人家，这个责任只有我一人承担，因此，倍加小心。约等了半个多小时，理发完毕。朱德同志一离理发椅，我就开始搀扶。没有想到下台阶比上台阶难得多，因为朱德同志体重、年老，拄着拐杖不能正面正常往下走，只能侧着身下台阶。我跟比我年龄小的警卫员说：“咱们俩都走在前面，一点儿都不得离开，一旦有险情都要及时地抱住首长的身子。”警卫员连连点头，他对我说：“还没有向下走过这样多的台阶。”到台阶中间平台时，我劝首长休息一下，朱德同志于是将双手按住拐杖上端，两脚略分开，身体重力稍前倾，站着环视大会堂周围，没有做声。等坐上车后，他才用左手紧紧握住我的手背，说了声：“谢谢年轻人。”

周总理和人民大会堂的红卫兵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学校的红卫兵四处串联，声势很大，特别是在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袖章后，全国变成了红卫兵的天下。

大会堂跟随大势，在领导的旨意下也成立了红卫兵。各处推选一名为指挥部的成员，我当时为副总指挥。为应付红卫兵组织事宜，抽我每天在指挥部值班。

有一次，天安门广场有集会，大会堂红卫兵为了保卫大会堂的安全，在东门外设了一道人墙防止外人进入。参加集会的北航大学红卫兵要进大会堂，我们不让，彼此产生了激烈的争辩。他们指责大会堂保守，不革命，嘴里带骂人，直到动手打人，大闹起来。总理得知此事后指示大会堂红卫兵说：“骂不还口，打不还手。”北航有的学生气不服，守在东门司机休息室不走。总理又说：“你们给他们送饭，让他们吃饱，派车送回学校。”晚上，总理还派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到司机休息室主持召开调停会。北航红卫兵个个自报出身——高干。谁不报出身就不许讲话。为了得到话语权，天安门派出所一名负责同志自报雇农，我自报贫农。双方之间又进行激烈争辩，我慷慨激昂，阐述我们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大会堂的义不容辞的责任，锋芒指向违规乱撞行为的危害，得到秘书长赞同。周秘书长说服了学生，派车将他们送回。约半夜时间，周秘书长才离开大会堂。临上车时，他拍着我的肩膀，微笑地说：“再见！”

总理知道大会堂没有大轿车送红卫兵后，特意批给大会堂一辆大轿车。后来，大会堂红卫兵指挥部总指挥王忠顺在总理对大会堂三项指示前头加上了“誓死”二字。即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人民大会堂，变为了大会堂红卫兵组织的三个誓死保卫。

周总理关心大会堂的消防工作

1973年上半年的一天，大会堂党委书记刘剑将一份国外消防资料给了我，他说是汪主任（政治局委员兼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给他的。他要我好好看看，并想想大会堂的消防工作。当时我莫名其妙，不知其意。待6月任我为消防队指导员时，我才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

消防队成立后，在两名业务干部的带领下，曾经提出不少的有关建议、方案。如大礼堂顶棚内更换耐高温电灯线，窗帘作防火处理，在预案灭火方面也想了许多。担心室内高部位灭火时水压力不足，申报了四台德国进口的水泵。当时国家外汇非常紧缺，刘剑在现场请示总理经其同意后，顺利办妥手续，购进了四台扬程四十米的好水泵。通过多次消防演习试射，高度到了四楼，为室内高部位灭火提供了保障，大家非常高兴。刘剑对我们说：“你们好好爱惜，管好、用好，也要感谢总理的关心、支持。不是总理的关心、支持，买进口水泵也不会这样顺利。”

1974年上半年，江苏厅更新内装修，由当时五建公司负责施工。在施工过程中，一名电焊工人由于不慎，使火花引着了伸缩缝里的乱麻团。我和郭队长看了现场后，报告了刘剑。后来，刘剑向总理汇报装修竣工时谈到了失火的事，总理听后当即就对刘剑说：“责任心不强的人，不能在大会堂工作。”

周总理对大会堂工作人员的要求是很高的，只有一般责任心的人，还是不能在此工作。只有很强的责任感，才能有高度警惕心，才能有安全的严格要求，工作起来尽职尽责。我们当时的观念就是勤检查，发现早，来得及，灭得了，损失小。总理的指示为后来的消防工作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留下了不少的消防制度，使我们养成了非常好的消防习惯。至今沿用下来的石棉布盖油推子、油墩布就是那时留下来的。

是陈云还是陈毅？

1965年冬天，有一天我正在活动现场工作，一位服务人员传我到工作间接电话。原来是当时的常务副处长兼办公室主任李舒田找我。我立即返回办公室，他见到我就问：“你安排在江苏厅的活动是陈云还是陈毅？是今天还是明天？”

我回答说：“安排在江苏厅的是陈毅副总理，时间是明天。”

“那陈云副总理怎么来啦？现在正在江苏厅等着宴会吃饭呢，看你怎么办吧！”

当时我就惊呆了，心里非常紧张。默忆了一会儿，我开始调查，结果是陈云副总理办公室的同志搞错了时间，让陈云副总理空跑一趟。

后来我左思右想，为了今后做好工作，避免类似事情在工作不熟的情况下出现，便在笔记本上列出了索引十一准：

一是活动对象要记准（哪位首长，哪国外宾），二是活动时间记准（月日时分，活动序列），三是活动地点记准（厅室、门卫、路线……），四是布置形式定准（照主办单位意见办），五是招待标准定准（宴菜烟茶、酒水……），六是进门办法定准（凭请柬、信件、记名……），七是是否合影定准（酌情备照相架、踏步……）八是是否扩音定准（根据人数、场地商定），九是联系电话记准（单位、姓名、电话……），十是收费标准定准（数字清楚、单据详细……），十一是收费办法定准（现金、支票……）。

首长移位不换杯

1977年春季的一天下午，我提前去福建厅检查一下晚上政治局开会的准备情况。

到了工作间，我看到工作人员都在忙着准备工作，有的烫高杯，有的擦高杯。我也和他们一起擦了起来。这时，金耀玲同志对我说：“我剪胶布条贴在高杯底部，你把首长的名字分别写在胶布上吧。”于是，我就找了一支削得比较细的红蓝铅笔。从华国锋开始，一直将政治局的名字写贴完毕为止。

我说：“首长固定用杯好，符合卫生要求。”金耀玲说：“这个办法还是周总理健在时提出来的。那时福建厅每周都要开三四次政治局会，全是晚上八点半到次日四点。会议多，会期长，一坐就是七八个小时，到后半夜非常疲困。总理说，‘换到东大厅开会，活动活动身子，换换新鲜空气。’总理讲完后，我们将要托盘收高杯，总理又说，‘每人端着自己的高杯，不再换杯泡茶了。’后来，我们想起了做标记，在高杯底部记名字。记了名字以后虽好辨别好找了，但上水后给首长送水时，需要将杯子高高端起，歪脑袋向上看，不但不雅，且洒水。怎样避免不举起水杯，又看得见是谁的，这才又想到在托盘上放个小镜子。后来每逢上水时，都端起高杯，底部对照一下，便知谁的。开始首长也稀奇地看我们的动作，待知道了究竟，他们也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