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折翼天使”圆梦是我最大的幸福
——记全国人大代表袁敬华
文/陈玉叶
24年前,16岁的农村姑娘袁敬华在自己的家乡山东省夏津县渡口驿乡创办了一所聋哑学校。用她自己的话说,她就是想用自己的努力,使那些聋哑孩子过上普通人的生活,使他们原本残缺的人生变得更加完美。24年来,袁敬华把自己的全部心血都倾注在孩子身上,她用母亲般的爱去融化他们心中的坚冰,她让来自全国12个省(市、区)的600多名聋哑孩子开口说了话,其中有420多人到普通学校随班就读。自2006年开始,她和她的同伴们又对大批智障儿童、自闭症儿童和脑瘫儿童进行康复训练和治疗救助,并取得明显成效。2016年7月,山东省教育厅、山东省卫计委、山东省残联联合下发《关于在全省残疾人康复教育机构学习推广“夏津特教模式”的通知》(鲁残联发〔2016〕17号),在全省范围内进行推广学习。
从1992年建校时的2名学生,到现在的730多人;从单一地接收聋哑儿童,到现在涵盖聋哑、智障、脑瘫、孤独症孩子的学前至义务阶段教育;从开始的特教学校到现在的残疾人综合服务体系……袁敬华为“折翼天使”圆梦的脚步从未停歇。她自己也从一名农家女孩成为全国人大代表,并先后荣获“第五届国际青少年消除贫困奖一等奖”“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助残先进工作者”“山东省五四青年奖章”“山东省道德模范”“山东省慈善楷模”“山东省十大孝星”等多项荣誉。她创办的山东省夏津县特殊教育学校也成为全国规模最大的民办特教学校。
在接受采访时,袁敬华深情地说:“作为一名全国人大代表,我不仅要办好我的特教学校,同时,我还要为更多的残疾孩子代言,讲出他们的心里话,让全社会都来关心他们、爱护他们。这是我作为一名全国人大代表应尽的职责。”
让聋哑孩子也像普通人一样享有受教育的权利
1992年,16岁的袁敬华以两分之差高考落榜,老师和同学们鼓励她再复读一年,但因家里贫穷她只好在家务农。有一天,袁敬华在去田里干活儿的路上,发现有两个小女孩跟着其他孩子一块儿上学,其他的孩子走进村里的小学以后,这两个孩子却哭着跑回来。这样的事情发生过好几次。后来,袁敬华就跟着这两个孩子到了学校,才发现她们原来是聋哑人。而一般的学校又不收聋哑孩子,所以,每次上课,老师都把她们赶出来,这两个孩子就哭着回来。这件事使袁敬华受到了极大的触动,孩子们渴望上学的那种眼神深深打动了她。当时,袁敬华就想给她们提供一个上学的机会,她也没有想要把学校办得多大,只是给她们一人买一个书包,叫她们感受一下上学的快乐。就这样,袁敬华在自家厨房里摆上了三只小板凳,把这对聋哑姐妹领回家。“一个孩子的不幸,就是一个家庭的不幸。一个家庭的不幸,就会给社会带来一份负担。负担多了,社会就不能和谐发展。”袁敬华说,聋哑人也应当像普通人一样享有受教育的权利,也应该受到社会的关爱。她暗暗发誓,“从今往后,从我做起,我来教她们,像亲娘一样疼爱她们。”
教聋哑孩子与普通孩子不一样,有时,为了一个发音要教几十遍、上百遍,常常事倍功半。袁敬华通过反复琢磨,发明了一个土办法:先让这对聋哑姐妹看她发音口型,让她们摸她的脖子,再让这对聋哑姐妹摸自己的脖子感觉发音时声带是如何振动的。可过了一个多月,没什么效果。袁敬华的父母对此充满疑虑。但袁敬华没有放弃,继续教她们摸脖子。“我不知结果会怎样,可如果不做注定没希望。”袁敬华说,要想在家办学,必须得到父母的同意。又过了一个月,功夫不负有心人,这对聋哑姐妹终于开口喊“爷爷”“奶奶”了,袁敬华的父母被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原来窄小的厨房在袁敬华父母的清理下成了正式的教室。身体病弱的父亲找来三合板,工整写上“夏津县渡口驿乡三屯村聋哑学校”。这对聋哑姐妹的开口说话,再加上父母的支持,让袁敬华有了十足的动力。为了动员更多的聋哑孩子前来就学,她经常带着这对聋哑姐妹到附近的村庄现身说法。聋哑姐妹能开口说话的消息很快传开了,过去不让残疾儿童上学的家长陆续地把孩子送来,到了第二年,有7名残疾儿童来上课了。
就这样,袁敬华的聋哑学校总算办起来了,她也由此踏上为“折翼天使”圆梦之路。
为更多“折翼天使”插上梦想的翅膀
聋哑学校办起来以后,袁敬华开始考虑如何扩大学校规模,从而为更多的“折翼天使”插上梦想的翅膀。但是,随着学校规模的扩大,困难也接踵而来。
1997年,学生已达45名,这也是袁敬华最艰难的一年。每位学生一年60元的学杂费常常令袁家捉襟见肘,家中几亩地的收成年年都贴进了学校。每年年底,袁敬华还要算计着来年得再养几头猪,才能够还上欠债,给学生添点新学具。生活虽然艰苦,但只要是送来上学的孩子都会接收。家里的房间全都用上也不够,父母借钱又盖了一间小东房,可还是不够。袁敬华就在自家的院里搭了几个帐篷,和孩子们睡在帐篷里。到了冬天,孩子们冻得直哭。那哭声穿透了袁敬华的心,可是没条件,怎么给孩子们温暖?由于多年的日夜操劳,父亲的病一天天加重。为了给学生买对口型用的镜子,她把给父亲治病用的400元钱花光了,父亲病得更重了,她和母亲抱头痛哭……面对困境,母亲再次劝她放弃。
为了改变现状,袁敬华曾一度隔一个月就去卖一次血。但靠卖血也无法改善孩子的住宿条件。袁敬华实在没有别的办法了,她作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写了几张征婚启示贴到大街上:“无论你年龄多大,长相如何,只要能给我和这些孩子们盖一所学校,能给孩子们温暖,我就嫁给你。”这则特殊的征婚启事刚贴出去,就被父亲发现了,父亲怒不可遏地打了她一巴掌……到后来,夏津县的领导知道了她的困难,帮她盖了20间房子,不仅使孩子们有了上课的地方,也有了住的地方。
经过各类媒体宣传报道,袁敬华的事迹传遍了全国各地,前来求学的孩子络绎不绝,20间房子也盛不下了,她只好再次搬家。2002年年底,新学校搬到了县城开发区。交通便利了,条件好了,孩子们冬天有了暖气,早上也吃上了鸡蛋。但袁敬华依然笑不起来。因为新校舍花费的120万元,有一部分是政府资助、社会捐助的,还有70万元是她怀孕期间跑了快一年才得到的贷款。为了教好110名学生,袁敬华聘请了15名教师。每个孩子学制四年,每年交2000元学杂费,吃住全包括,哪里还有钱给老师发工资,更何况有些孩子因家庭困难根本交不起学杂费。沉重的负担使袁敬华发愁,但她依然没有放弃,她知道自己多坚持一下,孩子们就多一份希望,多一份幸福。
的确,袁敬华的特教学校,让很多家长看到了希望。除了聋哑儿童以外,一些患有其他疾病的孩子也纷纷慕名而来。收还是不收,袁敬华起初也很为难。但她说:“如果学校不收,孩子在家也没人管,成野孩子了。特别是自闭症的孩子,如果得不到康复,不帮助他们,我的良心会受到谴责,会觉得对不住他们。”袁敬华抛开所有的顾虑接收了自闭症的孩子。2005年,她开始接收有智力障碍的孩子,2013年又接收了脑瘫孩子。
在袁敬华特教学校的墙壁上有这样一行字:一切为了特殊需要儿童的幸福童年和美好未来。如果说“幸福童年”都可以在这所学校实现的话,那么,这些特殊孩子的“美好未来”则需要袁敬华花更多的心思好好谋划。9岁的徐志鹏患有脑瘫,从5个月被确诊为脑瘫起,他的父母跑了无数的医院和康复机构,但他的病情却毫无起色。听说夏津县有一所特教学校,徐志鹏的父母便毫不犹豫地把他送到那里。经过一年的康复,徐志鹏能抓着母亲的手自己走路了。仅仅让脑瘫患儿能走路能自理,袁敬华并不满意。她知道孩子的未来需要知识,更需要自信。经过袁敬华的努力,康复医院就建在学校里,孩子们做完康复后就可以去教室学习。一边康复一边学习的医教新模式在全国尚属首创。
袁敬华拉着孩子的手,顶在自己的脖子上,让他们通过触摸感觉声带的震动和气息的流动。
替特殊孩子们代言,讲出他们的心里话
2003年,袁敬华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社会角色的变化,一方面让她感到无比激动,另一方面也让她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她清醒地认识到,从今往后,她不仅要照顾好学校里的那些孩子,更重要的是,还要站在更高的层面上,以更开阔的视野,来关心残疾孩子这个特殊的群体,为他们代言。只有这样,才能不辱没人大代表这一神圣的称号。
袁敬华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后,围绕取消强制婚检后新出生残疾儿童有所增多这一现实,对我国当时的婚检制度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并在此基础上,联合其他人大代表,在全国人代会上提出了“关于改善和促进婚检工作,降低新生儿出生缺陷,提高国家人口素质的建议”。
根据平时的观察、调研,并结合特殊教育和康复的实践,袁敬华发现,0至6岁是残疾孩子康复的黄金时期,如果在这期间能够到康复机构进行抢救性康复,总有效率能达到95%以上,其中单纯听障康复能达到98%以上。康复后,他们能够过上和普通人一样的生活。但是,很多农村贫困家庭,因为没有经济能力让孩子进入康复机构开展康复训练,只能放弃。这些孩子将会成为永久的残疾人,给自己、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针对这种情况,从2009年开始,袁敬华多次在全国人代会上提出“关于保障残疾人康复救治的建议”,建议建立6周岁以下残疾儿童抢救性康复的长效机制,采用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选择定点康复机构,免费为残疾孩子提供康复服务,并且逐步扩大救助范围,增加救助名额,切实保障所有残疾孩子都能够得到有效地康复。让袁敬华感到欣慰的是,她的努力终于得到了回报。2011年,国家出台了相关的政策,决定从2011到2015年,通过实施“七彩梦行动计划”和“彩票公益金”康复救助项目,让全国20多万名6岁以下残疾儿童得到免费康复治疗服务。
作为特殊教育领域的全国人大代表,袁敬华深知自己肩上的担子沉甸甸的。谈起孩子们,她说,“这些孩子听不见、不会发声,但他们同样有梦想。我就代表他们来发言,讲出他们的心里话。”
从2003年到现在,袁敬华已连续三届担任全国人大代表。十几年来,从政策的调整、法律的制定,到哪一类的孩子需要用什么经费来保障、怎样救助,袁敬华都提出了很多具体的建议。
袁敬华不仅在平时的工作中时时留心残疾儿童需要什么,还一有空就往农村跑,跟农民拉家常,了解农村残疾儿童的情况。当她听到许多家长反映由于经济条件限制,一些残疾儿童上不起学时,心里就像打翻了五味瓶,不是滋味。为此,她利用无数个双休日,深入夏津和邻县的200多个村庄进行实地调查,自费走访了本省以及河北、安徽、河南四个省40多所特殊教育学校,了解学校发展存在的困难。根据了解到的情况,她在2009年召开的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提交了“关于制定特殊教育促进法的建议”“关于特殊教育学校教职工待遇问题的建议”。其中,她提交的“关于制定特殊教育促进法的建议”是由80多名人大代表联名提出的,而这也是当年全国人代会上联名较多的建议之一。
此外,针对残疾人在上学、就业等方面面临的种种困难,袁敬华还先后提出了“关于解决盲人就业问题的建议”“关于在公务员系统中落实提高残疾人就业比例的建议”“关于修改民办教育促进法的建议”。2015年12月,袁敬华列席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会议期间,有关民办教育促进法修改中民办学校分类管理、民办学校资产归属以及民办学校出资者合理回报等问题成为讨论的焦点。袁敬华根据调研掌握的情况,并结合自身实际工作,在会议上提出了“完善民办教育营利与非营利办学模式”的建议,该建议得到了相关领导的重视。
为了成为一名称职的人大代表,袁敬华通过不断地学习为自己“充电”,通过参加各类代表活动,进一步开拓自己的视野。
学生们的吃、喝、拉、撒、睡以及康复训练等事情很多,袁敬华每天都要工作十几个小时以上。但她仍坚持每周挤出两三个小时时间学习法律和国家有关政策。袁敬华每年都参加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举办的代表专题学习班。在学习班上,她认真听、认真记,认真思考并发言。通过学习,她提高了自身素质,为更好地发挥代表作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了审议好各项报告和议案,袁敬华积极参加闭会期间的代表活动,在干中学、学中干。这些活动既有列席各级人大常委会会议,也有代表小组的活动,更多的是参加全国、省、市、县人大常委会组织的视察、调研等活动。袁敬华白天参加代表活动,学校的工作就放到晚上,这样可以保证本职工作和履行代表职责两不误。
从一名农村姑娘,到创办聋哑学校,直至成为一名优秀的全国人大代表,24年来,袁敬华付出了很多,但她觉得很值。她说:“我的人生就是和这些特殊孩子捆绑在一起的人生,我愿意把我的一生献给他们。我这一生就干这一件事,帮这些‘折翼天使’圆梦是我最大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