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后五年力推五项改革落实五大措施

    2015年11月13日，第二届大梅沙中国创新论坛在深圳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尹中卿出席并演讲。图/视觉中国

    2015年10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2016年3月，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查和批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未来五年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十三五”规划纲要作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的第一个五年规划，必须适应新常态、把握新常态、引领新常态，紧紧围绕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对未来五年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总体部署和统筹安排。

    一、过去的五年回顾和当前形势

    “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24个主要指标、21个章节指标以及一批重大工程。其中，24个主要指标分为12个12项预期性指标和12个16项约束性指标。

    经过过去五年的努力,我国顺利完成了“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的各项任务。

    ——经济实力迈上大台阶。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7.8%，相当于世界平均增速2倍以上，成为第二个超过10万亿美元的国家。

    ——经济结构出现转折性变化。服务业成为第一大产业，消费成为支撑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超过一半人口居住在城镇。

    ——科技创新实现重大突破。载人航天、深海潜探、北斗导航等一批重大项目达到世界先进水平。高速动车、4G通信、“华龙一号”、第三代核电技术等取得重大创新成果。

    ——基础设施水平大幅提升。我国铁路运营里程达到12万公里，其中高速铁路达到1.9万公里，占到全世界的60%以上。南水北调东、中线工程通水。建成世界上最大的4G网络。

    ——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居民收入增长超过50%，城乡收入差距持续缩小，建设保障性住房近4000万套，上亿群众喜迁新居，农村贫困人口减少1亿多，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实现全覆盖。

    但也需要指出，其中1个主要指标（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占GDP比重，简称R&D）、6个章节指标未达到预期，部分重大工程未能完成。其中，2015年R&D经费投入强度仅提高到2.1%左右，未能按期实现“R&D经费投入强度提高到2.2%”的预期目标。

    分析刚刚过去的一年经济运行形势，2015年国内生产总值676708亿元，比上年增长6.9%。其中，第一产业增长3.9%；第二产业增长6.0%；第三产业增长8.3%。分季度看，一季度同比增长7.0%，二季度增长7.0%，三季度增长6.9%，四季度增长6.8%。

    粮食生产总体稳定。2015年，早稻640亿斤，夏粮2820亿斤，秋粮8960亿斤,粮食总产量12429亿斤（62144万吨）,增产280多亿斤。连续9年超过1万亿斤，连续5年超过1.1万亿斤，连续3年超过1.2万亿斤，实现连续12年增产。

    工业生产缓中趋稳。2015年，全部工业增加值22.9万亿元，同比增长5.9%；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6.1%，回落2.2个百分点。2015年，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1月49.8，2月49.9，3—4月50.1，5—6月50.2，7月50，8月49.7，9—10月49.8,11月49.6，12月49.7。

    2016年1—2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5.4%，环比回落0.5个百分点。2016年，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1月49.4，2月49.0。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1月53.5，2月52.7。

    投资增幅明显回落。2015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56.2万亿元，同比名义增长9.8%，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1.8%，在14年来最低点徘徊。分产业看，第一产业投资增长31.8%，第二产业投资增长8%，第三产业投资增长10%。2016年1—2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3.8万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0.2%。

    社会消费品销售增长趋稳。2015年,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0.1万亿元，同比名义增长8.9%，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0.6%，回落0.3个百分点。全国网上零售额3.88万亿元，增长31.6%。2016年1—2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5.3万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0.2%，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9.6%。

    进出口增速继续下行。2015年，货物进出口总额24.57万亿元，下降7%。其中，出口降1.8%，进口降13.2%。出口连续11个月负增长，进口连续25个月负增长。出口市场份额超过3%,贸易顺差3.69万亿元,扩大56.7%。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下降1.7%。外商直接投资1263亿美元，增长6.4%；境外直接投资1180亿美元，增长14.7%。目前，我国对外投资存量居全球第八位，流量居第三位。2016年1—2月，货物进出口总值3.31万亿元，同比下降12.6%。其中，出口下降13.1%，进口下降11.8%；贸易顺差6159亿元，收窄15.9%。

    货币和信贷供应基本稳定。2015年12月末，广义货币139.2万亿元,增长13.3%；狭义货币40.1万亿元，增长15.2%；流通中货币6.3万亿元，增长4.9%。社会融资总规模15.4万亿元，少增1.1万亿元。人民币贷款94万亿元，增加11.7万亿元。2016年1月末，新增人民币贷款2.51万亿元，增加1.04万亿元。2月末，新增人民币贷款7266亿元，少增2970亿元。广义货币142.46万亿元，增长13.3%；狭义货币增长17.4%，流通中货币下降4.8%。

    物价低位运行。2015年，居民消费价格同比涨1.4%。其中,1月涨0.8%。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降5.2%。其中, 7月降5.4%, 8—12月降5.9%。2016年，居民消费价格，1月涨1.8%，2月涨2.3%。自2014年9月以来，在连续17个月低于2%之后，第一次高于2%。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1月降5.3%，2月降4.9%。自2012年3月以来，连续48个月下滑，连续14个月跌幅超过4%。

    财政收支矛盾加大。2015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22万亿元，同口径同比增长5.8%（扣除由政府性基金预算转入11个项目），为27年来最低增速。其中，中央财政收入同口径增7%；地方财政收入同口径增4.8%。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7.58万亿元，同比增13.2%。其中，中央财政本级支出增8.6%，地方财政支出增13.2%。2016年1—2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73万亿元，同比增长6.3%，明显高于去年同期3.2％的增幅。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1.6%，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同比增长10%。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11万亿元，同比增长12%。

    城乡居民收入继续增加。2015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966元，同比增长8.9%。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8.2%；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8.9%。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5712元，比上年增长8.4%。其中，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长7.1%；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长10%。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以来，只有1981年、1989年、1990年GDP增速低于7%，分别为5.2%、4.1%、3.8%。从2007年二季度到去年底，在八年多时间里，中国GDP增速遭遇两次长时间下滑。上一次延续7个季度，这一次已经延续5年多时间。这里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持续减缓，逐步回落，有时甚至是大幅度下滑。二是频繁波动，起落不定，有时甚至是剧烈震荡。分析看，我国经济整体上是在下滑中波动、在波动中下滑，过热与过冷轮番登场,进入W＋M＋L型增长。

    进入新世纪以来，从年度数据来看，2001年至2007年经济增速平均10.8%，2007年更是达到14.2%的历史高点，结束了2000年以来高速增长时期。2008年

    以来，除了2010年达到10.4%之外，其他年份都低于两位数。2008年至2014年经济增速平均8.8%。其中，2008年9.6%，2009年9.1%（下降0.5个百分点），2011年9.2%（下降1.2个百分点），2012年首次出现7.8%（下降1.4个百分点），2013年为7.7%（下降0.1个百分点），2014年为7.4%（下降0.3个百分点）。2015年为6.9%，成为25年来最低增速。

    从季度数据来说，1996年以来，经济增速低于7%的有4个季度，分别为1998年一、二季度，2008年四季度和2009年一季度。其中2008年四季度6.8%，2009年一季度6.1%。在经历近几年“保八”“稳七”之后，2015年三季度、四季度再次滑落到6.9%和6.8%。

    近几年来，一系列低于市场预期的宏观经济数据，不仅让很多人担忧中国经济走势，更关心中国经济前景。2014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之后，5月初到河南考察工作时第一次提出经济新常态：“中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

    目前，需要从9个方面分析中国经济新常态的表现、成因和发展方向。从消费需求看，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从投资需求看，传统产业相对饱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一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机会大量涌现。从出口和国际收支看，传统出口竞争优势减弱，高水平引进来、大规模走出去正在同步发生。从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看，新兴产业、服务业、小微企业作用更加凸显，生产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将成为产业组织新特征。从生产要素相对优势看，人口老龄化日趋发展，农业富余劳动力减少，要素的规模驱动力减弱，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从市场竞争特点看，数量扩张和价格竞争问题渐显，逐步转向质量型、差异化为主的竞争。从资源环境约束看，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从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看，各类隐性风险逐步显性化，化解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将持续一段时间。从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看，刺激政策的边际效果明显递减。

    二、“十三五”规划纲要蓝图和任务

    “十三五”期间，我国面临的国内外发展环境更加错综复杂。从国际环境看，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变，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和深层次影响在相当长时期依然存在，国际关系复杂程度前所未有，外部环境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包括世界经济在深度调整中曲折复苏、增长乏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蓄势待发，国际能源格局发生重大调整，国际贸易投资规则体系加快重构，局部地区地缘博弈更加激烈，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交织。

    从国内环境看，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面临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严峻挑战。

    ——长期向好基本面没有改变。经过多年快速发展，我国物质基础雄厚，产业体系完备，资金供给充裕，人力资本丰富，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大，市场空间广阔，发展潜力巨大。

    ——新动力尚未形成有效支撑。发展方式粗放，结构性矛盾凸显，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突出。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深水区，劳动力资源和自然资源优势逐步减弱，资源约束趋紧，要素成本大幅上升，全要素增长率趋于下降，经济增长下行压力持续加大。

    ——风险隐患和困难增多。经济增速换挡、结构调整阵痛、动能转换困难相互交织。财政金融风险加大，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人口老龄化加快，居民收入差距较大，消除贫困任务艰巨。生态容量日益缩小，环境压力越来越大。社会文明程度有待提高，法治建设有待进一步加强。

    在“十三五”期间，我国处于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经济增长速度必然会下降，但也不会无限下滑。经济结构性改革、转型升级虽然痛苦，但却是不得不迈过的关口。刺激政策边际效应递减，压缩了继续进行刺激的空间，但可以通过有效引导减缓消化各类风险影响。

    经济潜在增长率缓慢下行。“十二五”以来，受国内要素条件变化及结构性因素、周期性因素的多重影响，我国经济增长下行压力逐渐加大。劳动力供给规模缓步减少。劳动年龄人口(16—59周岁)自2011年达到峰值后开始下降，截至2015年4季度，劳动力市场求人倍率连续21个季度大于1，劳动力市场虽总量略有盈余，但结构性短缺凸现。资本投入增长减缓。“十二五”以来，中央财政收入增速大幅回落、一些地区财政收入负增长，企业负债率和银行业不良贷款上升，民间投资仍面临一些准入限制等方面的制度性障碍，产能过剩、商品房高库存等因素导致投资收益下滑，使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大幅下降。增长动力转换难度较大。我国科学技术和人力资本供给相对不足，全要素生产率偏低，尚不能完全对冲劳动力和资本投入减少对增长的负面影响，使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困难重重。

    供给结构不适应需求变化。“十二五”以来，居民消费需求升级加快，但国内现有产品和服务供给不适应消费结构变化，有效需求乏力和有效供给不足并存。产能严重过剩。工业产能整体利用率降低到74％左右，粗钢、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造船、光伏、风电设备产能利用率分别仅为75%、70%、74%、68%、70%、60%、50%，小麦、食用植物油、稻谷加工业分别仅为60%、54%、45%，商品房库存量增至7亿平方米。新消费供给能力总体不足。我国正处在居民消费结构快速升级阶段，但有效供给总量和供给结构还不能适应上述变化。2014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仅为3.76%，旅游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仅为4.3%，健康产业占GDP比重远低于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居民对高品质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外溢规模日益扩大，教育、养老、健康、旅游等服务贸易逆差较大。

    保障改善民生仍存短板。“十二五”以来，保障改善民生各项工作扎实推进，但由于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历史欠账较多、农村贫困人口规模较大，是全面小康的短板。农村脱贫攻坚任务艰巨。建档立卡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有12.8万个贫困村、近3000万个贫困户、7000多万农村贫困人口。大部分贫困人口分布在边远地区、深山区、石山区等交通闭塞和生态脆弱地区。贫困人口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突出。原有扶贫脱贫措施的边际效应处于递减状态。公共产品服务欠账较多。以民生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相对滞后，教育、医疗卫生、文化、养老等社会事业发育不足。基础设施建设仍有不少欠账和缺口，人均公共设施存量仅为西欧的1/3、北美的1/4，国内西部地区仅为东部地区的1/2。城乡、区域、群体间基本公共服务差距仍然较大。

    生态环境质量尚未改善。“十二五”以来，虽然主要减排目标都如期实现，但由于多领域多类型生态环境问题的持续累积，总体污染仍然较重，环境恶化趋势没有得到逆转。环境污染形势不容乐观。水环境质量偏低，2014年仍有9.2%的地表水国控断面水质丧失水体功能。大气污染严重，越来越多的城市和地区雾霾呈现常态化。土壤污染凸显，工业生产、矿山开发、化肥农药污染较大。化学品环境风险突出，有毒有害化学品落后产能大量存在。环保设施能力不足，2014年半数污水处理厂不具备脱氮处理功能，县城、建制镇、村庄仍有大量污水直排。生态系统保护形势严峻。自然生态系统退化，生态修复难度增大，一些地区生态承载力接近临界点。森林单位面积蓄积量仅相当于全球平均水平的78％，沙化和石漠化土地占国土面积比例仍然偏高。严重退化草原面积仍占1/3以上。8亿亩湿地中的54.7%尚未得到有效管护。

    3月26日，装载着2000吨哈萨克斯坦油脂的中亚班列“长安号”首趟回程班列，缓缓驶入西安铁路局新筑车站货场。摄影/新华社唐振江

    国际经贸环境日益严峻。“十二五”以来，全球经济在深度调整中曲折复苏、增长乏力，全球贸易增速大大下滑，贸易投资规则发生新变化，国际市场竞争和产业竞争更趋激烈。全球经济对我国带动力减弱。危机后全球经济由繁荣转入衰退，并进入较长时期调整阶段，国际市场需求增长乏力。我国作为货物贸易进出口第一大国，受到发达国家“高端回流”和新兴经济体“中低端分流”的双向挤压，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贸易依存度从62%降低到2014年的41%，净出口对GDP增长贡献率从10.8%降低到2014年的1.7%。高标准自由贸易规则挑战加大。主要大国对制度权的争夺更加激烈，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发起建立更高标准自由贸易体系的“两洋战略”，覆盖了占我国出口贸易额52％的贸易对象。其中，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于2015年10月结束谈判，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谈判进程加快，部分外资和国内企业已经开始转向周边TPP成员国投资布局。

    在“十三五”期间，坚持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作为一条红线，自始至终贯穿于“十三五”规划纲要各个领域、各个环节。新的发展理念是具有内在联系的集合体，是“十三五”乃至更长时期我国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实现发展目标，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必须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新的发展理念。

    同时，按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的目标要求，特别是2020年比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翻一番、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翻一番的目标,“十三五”规划纲要设置了多项目标。

    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在提高发展平衡性、包容性、可持续性基础上，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主要经济指标平衡协调，发展质量和效益明显提高。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农业现代化进展明显，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发展水平进一步提高，先进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新产业新业态不断成长，服务业比重进一步提高。

    创新驱动发展成效显著。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入实施，创业创新蓬勃发展，全要素生产率明显提高。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创新要素配置更加高效，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核心技术取得重大突破，自主创新能力全面增强，迈进创新型国家和人才强国行列。

    发展协调性明显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继续加大，投资效率和企业效率明显上升。城镇化质量明显改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加快提高。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基本形成，发展空间布局得到优化。对外开放深度广度不断提高，全球配置资源能力进一步增强，进出口结构不断优化，国际收支基本平衡。

    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普遍提高。就业、教育、文化体育、社保、医疗、住房等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稳步提高。教育现代化取得重要进展，劳动年龄人口受教育年限明显增加。就业比较充分，收入差距缩小，中等收入人口比重上升。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

    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显著提高。中国梦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加深入人心，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广泛弘扬，向上向善、诚信互助的社会风尚更加浓厚，国民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健康素质明显提高，全社会法治意识不断增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建成，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中华文化影响持续扩大。

    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绿色、低碳水平上升。能源资源开发利用效率大幅提高，能源和水资源消耗、建设用地、碳排放总量得到有效控制，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大幅减少。主体功能区布局和生态安全屏障基本形成。

    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取得重大进展，各领域基础性制度体系基本形成。人民民主更加健全，法治政府基本建成，司法公信力明显提高。人权得到切实保障，产权得到有效保护。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现代军事体系更加完善。党的建设制度化水平显著提高。

    三、今后五年路径选择和措施

    （一）着力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今后五年，在“三期叠加”背景下，国民经济供给侧驱动增长的条件发生重大变化，需求侧政策边际效应递减，结构性矛盾导致全要素生产率增速趋降，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

    经济从高速向中高速增长转变主要不是周期性因素，而是结构性因素。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不是在需求侧，而是在供给侧。解决供给侧问题不能光靠供给侧管理，不能简单进行结构调整，而是要更多依靠体制改革，在适度扩大总需求同时，通过深化体制改革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为核心，促进发展动力顺利转换。这是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把握新常态、引领新常态的关键。

    “十三五”时期发展主线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质，旨在生产或提供符合消费者需求的、中高端的、品质优良的、性价比好的产品和服务。今后五年，必须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使供给能力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不断升级和个性化的物质文化和生态环境需要。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扩大有效供给和中高端供给，改造提升传统比较优势，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增强供给结构适应性和灵活性，推动社会生产力水平整体改善。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推动社会生产力水平整体改善，防止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确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十三五”时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要窗口期。今后五年，必须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加大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市场化改革力度，调整各类扭曲的政策和制度安排，完善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的市场环境和机制，最大限度激发微观活力，优化要素配置，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从“硬要素”（资本、劳动、资源）向“软要素”（人才、科技、金融、信息）转变。更多依靠技术进步、专业化技能、规模效应、管理创新、制度创新等非生产要素。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更多地依靠技术进步、专业化技能、规模效应、管理创新、制度创新等非生产要素投入。科技进步贡献效率从55%提高到60%，全员劳动生产率从人均8.7万元提高到12万元。

    （二）大力推进五项改革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深入推进简政放权。建立健全权力清单、责任清单、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划定政府与市场、社会的权责边界。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最大限度缩减政府审批范围。深化商事制度改革，提供便捷便利服务。深化事业单位改革，大力推进政事分开。提高政府监管效能。转变监管理念，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强化社会监督。制定科学有效的市场监管规则、流程和标准，推进监管现代化。创新监管机制和监管方式，推进综合执法和协同监管。优化政府服务。创新政府服务方式，提供公开透明、高效便捷、公平可及的政务服务和公共服务。加快推进行政审批标准化建设，优化直接面向企业和群众服务项目的办事流程和服务标准。加强部门间业务协同。全面推进政务公开。

    财税体制改革：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把一些适宜地方政府负责的事务交给地方，减少中央和地方职责交叉、共同管理的事项。完善地方税体系。按照分税制原则，把适合作为地方收入的税种下划给地方，在税率方面可给地方适当放权。力争在全国完成营改增任务，合理确定中央与地方分配比例。调整消费税政策。全面实施资源税从价计征。加快推出环境保护税。建立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完善政府预算体系，加大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与一般公共预算的统筹力度，完善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编制制度。实施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和中期财政规划管理，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建立政府资产报告制度，深化政府债务管理，扩大预算公开范围，细化公开内容。

    金融体制改革：深化利率、汇率改革。加强央行对市场利率引导，完善利率形成机制。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形成机制，增强双向浮动弹性。推进银行体系改革。优化国有商业银行股权结构，完善公司治理。推进农村信用社联社改革。降低民营银行准入门槛。发展普惠金融和绿色金融。建立健全农业信贷担保体系，创新小微企业信贷风险分担模式。加快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启动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改革创业板，完善“新三板”，启动“深港通”，规范区域性股权市场发展。完善保险制度。建立巨灾保险制度，研究推出税收递延型养老保险。改革并完善金融监管框架。以统筹监管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金融控股公司、重要金融基础设施为重点，强化综合监管和功能监管。

    国有企业改革：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开展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试点。建立国有资产出资人监管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推进垄断行业改革。在石油天然气、电力等领域自然垄断环节国有资本要保持控制力，实行特许经营，同步推动放开竞争性业务。优化国有企业结构布局。加快从非主业领域、缺乏竞争优势的领域及一般产业低端环节退出，促进国有资本过多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点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向前瞻性、战略性产业和一般性产业的中高端集中，培育市场竞争新优势。加快剥离企业办社会职能，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发展混合所有制度。在民航、电信等领域开展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研究提出公有制经济之间股权多元化改革方案，研究提出支持混合所有制企业实行企业员工持股试点办法。

    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完善社会保险体系。实施全民参保计划，基本实现法定人员全覆盖。完善统账结合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持续扩大覆盖面。完善职工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制度，健全参保缴费激励约束机制。更好发挥失业、工伤保险作用，增强费率确定的灵活性。建立更加便捷的社会保险转移接续机制。健全社会救助体系。统筹推进城乡社会救助体系建设，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强化政策衔接，确保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加强社会救助制度与其他社会保障制度、专项救助与低保救助统筹衔接。加强基层流浪乞讨救助服务设施建设。支持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发展。健全以扶老、助残、爱幼、济困为重点的社会福利制度。建立家庭养老支持政策，提增家庭养老扶幼功能。做好困境儿童福利保障工作。加强优抚安置工作。加快公办福利机构改革，加强福利设施建设，优化布局和资源共享。

    （三）有效落实五项措施

    去产能：处置“僵尸企业”。按照“企业主体、政府推动、市场引导、依法处置”的办法，注重运用市场化手段，通过严格环保、能耗、技术标准，因地制宜，通过兼并重组、债务重组乃至破产清算，分类有序处置，实现市场出清。抓住推进城镇化和工业化的有利时机，积极拓展国内市场。支持企业以多种方式“走出去”，扩大对外投资合作，拓展国外市场。积极推进优势企业开展跨地区、跨所有制的兼并重组，加快优化组织结构，支持兼并重组企业整合内部资源、压缩过剩产能，促进产业集中度提高。完善激励和约束政策，提高环保、安全、能耗等领域的准入门槛，引导企业主动退出过剩产能，为先进产能发展腾出空间。

    去库存：化解房地产库存。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形成在就业地买房或长期租房的预期和需求。以满足新市民住房需求为主要出发点，以建立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为主要方向。把公租房扩大到非户籍人口，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研究公务人员住房改革问题。鼓励房地产开发企业调整营销策略，适当降低商品住房价格。利用房地产调整时机，提高产业集中度。

    去杠杆：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提高直接融资占比，债转股，防止“一刀切”式的停贷、抽贷、压贷造成资金链断裂。加快地方债务置换，推动PPP模式发展与完善。加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核销进度，依法处置信用违约，打破刚性兑付，释放金融风险。防范可能出现的股市、汇市、债市、楼市风险，防止交叉感染。规范各类融资行为，抓紧开展互连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坚决遏制非法集资蔓延势头。依法打击非法集资、非法证券、非法期货交易活动。

    降成本：帮助企业降低成本。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清理规范中介服务。最低工资标准提高要把握分寸，防止工资上涨超过劳动生产率提高。研究精简“五险一金”，适当降低企业住房公积金缴付比例。创造利率正常化环境，为实体经济让利。完善煤电价格联动机制，推进电价市场化。提高运输效率，降低高速公路收费。

    补短板：保持有效投资力度。补齐基础设施短板。重点做好水电气路，下一代信息基础设施，新能源汽车基础设施、城市地下管网、城际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持续增加农业投入，提高农业技术准备和信息化水平，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和发展。实施制造强国战略，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全面提升工业基础能力。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大力发展健康、教育、养老、旅游产业，提升新兴产业支撑作用。创新扶贫开发方式，健全精准扶贫工作机制，强化政策保障。通过特色产业脱贫3000万人，劳务输出脱贫1000万人，异地搬迁脱贫1000万人。开展交通、生态保护、教育、金融、健康扶贫，以社保兜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