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热点话题看社会发展

    透过全国人代会上的热点话题，国家决策者可以清楚地掌握整个社会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科学制定政策，出台措施。而逐步解决这些问题，实际上不仅是对民意关切和诉求的回应，更是一点一滴地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 

    纵观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次全国人代会，引起人大代表们集中关注的热点话题，往往是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密切攸关，紧扣时代发展的脉搏。

    透过这些热点话题，国家决策者可以清楚地掌握整个社会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科学制定政策，出台措施。而逐步解决这些问题，实际上不仅是对民意关切和诉求的回应，更是一点一滴地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

    当家作主——民主政治大跨越

    建国初期，百废待举。

    经过清匪反霸、土地改革、抗美援朝、恢复国民经济之后，新生的人民政权得到了巩固。而伴随经济建设的大规模展开，顺应人民群众的呼声，人民民主政治建设和法制建设迎来了黄金时机。

    1953年，依据选举法，全国各地21万多个基层选举单位，在3.23亿登记选民中选出566万余名基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随后，县、市、省等相继召开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1226名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来自浙江省慈溪县岐山乡五洞闸村的罗祥根是这1226名全国人大代表的其中一员。1954年9月15日，他与其他浙江籍全国人大代表一道来到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参加了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开幕式。

    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期间，罗祥根发言时说：“能当代表来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感到无限的兴奋和光荣。农民参加管理国家大事，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才有可能。”

    罗祥根出生在慈溪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2岁就开始务农种棉花，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他在发言中感慨，解放前，他们五洞闸村农民同别处农民一样，受尽地主恶霸的剥削和压迫，加上海塘年久失修，海水时常冲垮海塘，淹没棉田，农民们的生活不如牛马。解放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大家打倒了地主，分得了土地，农民翻身做了主人。土地改革后，大家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大大提高，生活水平显著改善。

    对于这样的天壤之别，广大人民群众与罗祥根一样感同身受。因为，代表全国广大人民群众的人大代表们，在各自的发言材料中，都热切地传递了老百姓“当家作主后的激动心情”。这也一度成为1954年及后来多次全国人代会上，代表们讨论、交流最为集中的话题。

    “当家作主”不是一项空泛的民主政治权利。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老百姓的这项权利写入了宪法草案。而这项草案是否通过，也由老百姓选出的代表说了算。对于老百姓来说，显然，这又是一个莫大的鼓舞。

    当时，到会的全国人大代表，以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分成33个代表组，认真讨论了宪法草案。李济深代表说：“这个宪法草案，曾经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八千多人参加了起草工作，在广大的国土上掀起了千百万人热烈讨论的高潮，集中了全中国人民的智慧和意见，它的全部内容和每一个条文都贯穿着真正的民主主义的精神”。张治中代表说：“这是中国人民自己的宪法，是反映了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美好繁荣远景的宪法，是符合全国人民的希望和要求、巩固人民民主制度、创造幸福生活的宪法。”

    1954年9月20日，我国第一部宪法获得通过。罗祥根向《浙江日报》记者回忆说，“我一拿到投票证，就毫不迟疑地在上面画了个圈，表示同意。一想到这是一部维护全国人民利益的宪法，心里多高兴呀！计票后，执行主席宣布投同意票数和到会代表人数相等，一致通过宪法，全体代表热烈鼓掌，都为这部人民的宪法而欢呼，记得当时会场里掌声响了很久很久。”

    更重要的是，老百姓“当家作主”权利还体现于选举国家领导人。而这在以往，我国领导人的产生基本上与普通老百姓无关。

    1954年之后，依据宪法，新中国的国家领导人的产生必须经过百姓的同意——由百姓选出来的代表，在全国人代会上投票表决，选出符合老百姓愿望的国家领导人。

    1954年9月27日下午3时至晚上10时23分，代表们承载着老百姓的热切期盼选举产生了新中国国家领导人。“那天，出席会议的全体代表无记名投票，一致选举毛泽东同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然后还选举了其他几位国家领导人。大家情绪都很高昂，高呼‘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回忆起当时激动人心的场景，罗祥根眼眶有些湿润了，“这可是我们中国老百姓头一回选出自己的领导人啊。”

    这确实是破天荒的头一遭——老百姓能够用自己手中的权利，参与管理国家重大事务。洋溢在“当家作主”的振奋和高兴之中，代表们在后来多次人代会上踊跃发言，认真讨论国家经济建设面临的各种难题，人民群众在各自岗位上积极作为，提前完成了“一五”计划各项指标，对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索和实践。

    重申“四化”——阴霾中见曙光

    令人遗憾的是，20世纪50年代后期，我国一些“左”的思想开始占了上风，一味地强调阶级斗争和大搞群众运动；后来，又发动大规模反“右”运动，这些都给人民代表大会造成了很大损害。从此，人大工作便开始走下坡路，到文化大革命时，已经很难发挥作用。

    历经磨难，终见曙光。1975年，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中断十多年之后得到了恢复。当年1月13日至17日，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抱病在会上作了由邓小平负责起草的只有五千字左右的《政府工作报告》，重申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而这距离我国于1964年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首次提出“四个现代化”已长达十年多。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举行意义重大。因为多年来的政治运动给我国社会发展和进步造成的巨大负面影响和无法估量的伤害，全国上下迫切希望社会秩序重新回到正轨。

    这次大会得到前来参会的全国人大代表们的热烈拥护和支持。代表们从大会选举了以朱德为委员长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邓小平为第一副总理、江青集团的组阁企图被挫败等信息中看到了“文化大革命”即将结束，国家政治生活将转向正常；从建设“四个现代化”中看到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曙光和希望。会议期间，代表们围绕“四个现代化”建设，结合各自岗位和行业重点发表看法，建言献策。

    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后，邓小平在毛泽东、周恩来等的支持下，开始主持国务院的日常工作。在邓小平领导之下，经过全面整顿，国民经济由停滞、下降迅速转向回升，其他各方面也取得明显成效。

    然而，由于全面整顿工作在很多方面都触及了“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和“四人帮”的利益，邓小平再次遭遇了错误的批判，整顿工作随之被迫中断。

    尽管如此，在全面整顿的过程中，“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已经普遍深入人心。大家对邓小平同志重新主持工作充满期待，对国家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

    改革开放起步与民主法制恢复重建

    事实如人民群众所愿。“四人帮”粉碎之后，受到群众强烈拥护的邓小平再次登上历史舞台。历史的风向随之明显改变，改革悄然破冰。

    1978年夏收，安徽省凤阳县小岗生产队每个劳动力才分到3.5公斤麦子，粮食严重缺乏，村民们几乎都有“讨饭”经历。

    迫于生存的巨大压力，当年秋天，小岗村生产队长严俊昌和队里几位老人决定将生产队的田地分给各家各户，实行包产到户，这得到了全村村民的一致同意。全体村民们还为这个在当时来说极为冒险的举动立下了“生死状”，并且按下手印。

    获得土地的村民们，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1979年秋天，小岗生产队获得大丰收，粮食总产6万多公斤，相当于1955年到1970年15年的粮食产量总和。

    小岗村改革生产关系获得巨大反响的同时，我国也迎来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是在党和国家面临何去何从的重大历史关头召开的重大会议。

    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支持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全面认真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地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由“阶级斗争为纲”转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由墨守成规转为各方面的改革，由封闭半封闭转向全面开放。

    由此，改革开放大幕正式拉开。

    由于人们的思想得到了解放，全国人大代表在五届历次全国人代会上的表现也逐渐活跃。大家讨论的焦点不仅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开放、“四化”建设，还大胆建议国家简政放权、扩大企业自主权、鼓励多种经营、采取多种购销形式、支持创办经济特区、加强民主法制建设等。

    尤其是加强民主法制建设，更是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最关心的、议论最热烈的问题之一，大家认为这是实现“四化”的重要保证。因为粉碎“四人帮”之后，举国上下痛定思痛，深感不可没有民主，不可没有法制。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他认为，不能把领导人说的话当做“法”，不赞成领导人说的话就叫做“违法”，领导人的话改变了，“法”也就跟着改变。现在的问题是法律很不完备，很多法律还没有制定出来。所以，应该集中力量制定刑法、民法、诉讼法和其他各种必要的法律，并且加强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在全国上下的普遍要求和广泛支持之下，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将立法工作放到重要位置。1979年2月2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设立了法制委员会，由80位各方面知名人士组成，彭真同志任主任，主持立法工作。短短三个月后，在1979年6月召开的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选举法、地方组织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刑法、刑事诉讼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七部法律获得表决通过。三个月出台七部法律，这是我国立法史上的奇迹，同时反映了当时各界要求加强民主法制建设的迫切性。

    可以说，五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其任期内切实加强了立法工作，通过了大量非常重要的法律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开创了民主法制建设的新局面。

    现行宪法正是在这个时期制定的。由于经过了不堪回首的“文化大革命”，1982年4月26日，宪法草案交付全国人民讨论，便引起全民热情参与。根据人民群众的意见，宪法修改委员会对草案作了近百处的补充和修改。在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代表们对宪法草案又进行了认真审议。1982年12月4日，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表决通过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经过千锤百炼，这部法律科学地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经验，反映了10亿人民的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成为我国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一部比较完善的宪法，是名副其实的治国安邦总章程。

    在改革开放的号角声和民主法制建设向前推进中，代表们又身体力行，带着人代会上取得的共识，各司其职，争当改革“排头兵”。

    锐意改革，换来了整个国家的勃勃生机，社会生产力获得新的解放，经济建设、人民生活水平、综合国力都上了一个大台阶。

    经济体制改革——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普遍推行承包责任制，农民生产生活积极性大大提高，涌现大量的专业户、专业村以及生机勃勃的乡镇企业，整个农村经济发展形势一片大好，活力无限。

    农村经济的大幅提升，在客观上对城市发展提出更高要求。在农村改革获得初步成功的基础上，全国改革开放的重点逐步由农村向城市转移。

    然而，事实上当时城市的经济发展还极度受限于观念与体制。尽管如此，改革潮流浩浩荡荡，势不可挡。

    巧合的是，冲破藩篱，在全国引起轩然大波的经济改革事件同样发生在安徽。

    20世纪70年代末，距离安徽凤阳县不远的芜湖市的年广久正在悄悄经营“傻子瓜子”。由于生意越做越大，他雇佣的工人越来越多。令年广久想不到的是，因为雇工人数超过当时规定，他被舆论带上了“剥削工人劳动力的资本家”帽子。

    1980年，关于“傻子瓜子”问题的调查报告报送到了邓小平手里。邓小平看完材料以后，讲了几句话，像这个私营经济啊，不要匆忙地做决定，要看一看，放一放。此后的1984年10月和1992年初，邓小平又分别谈到“傻子瓜子”不能动。

    实际上，对“傻子瓜子”的包容，是中央高层支持和鼓励我国私营经济发展的体现。当时，我国私营经济正处于萌芽阶段，年广久作为当时私营经济的代表人物之一，如果他被“动了”，那么整个私营经济势必遭受沉重打击，经济改革和发展则会因此放慢脚步。

    在中央层面的支持之下，我国私营经济发展异常迅猛。1988年4月12日，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将“私营经济”首次载入宪法，增加“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的规定。到20世纪80年代末，“下海”经商风靡一时，成就了无数“先富起来”的私营企业家。

    恰在私营经济起步的同时，我国很多地方公有制经济还存在政企不分，厂长经理权利受到很大限制，手脚难以放开。

    1984年3月下旬，来自福建省的55位厂长、经理趁“福建省厂长(经理)研究会”成立的时机，联名发出《请给我们“松绑”》的呼吁信，得到了福建省委、省政府领导的重视。在呼吁信中，厂长经理们称，企业被束缚得太厉害了，“现行体制条条框框捆住了我们手脚，企业只有压力，没有动力，更谈不上活力”。

    随后，这封联名信公开发表后，更是震惊全国，获得社会各界尤其是企业界的普遍共鸣，被认为是当时推动给企业放权改革影响最大的事件。

    基于上述背景，人大代表们在六届历次全国人代会上积极反映全国人民的心声，呼吁推进放开私营经济、企业扩权等各项经济体制改革，同时尖锐地批评了那些对改革漠然置之，甚至反对、阻挠改革的声音。

    人大代表们不懈的呼吁和广泛而深入的讨论，推动各项经济体制改革向前迈进。

    由于改革是极其复杂、涉及广大群众利益的事业，并且经济体制改革刚刚起步，没有现成模式可循。因而，改革的道路上冒出了许多问题，如财政赤字扩大，货币发行量过多，物价上涨，一些人借改革之名损公肥私，违法乱纪，引起了群众不满。

    就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代表们在全国人代会提出了大量宝贵的建议和意见。最终，不少代表们的建议和意见获得采用，写进相应的政策法规之中，助力各方面的改革开放。

    到七届全国人大任期，改革开放的重点已经由农村转入城市。代表们在全国人代会上讨论的热点话题也随之发生明显变化。从偏向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专业户、专业村、乡镇企业、农业集约化等农村话题，慢慢变为企业自主权、厂长负责制、外资利用、打击假冒伪劣，最后偏向于物价、通货膨胀、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计划与市场、经济特区、“下海”经商、国有企业改革等话题。

    实际上，从人代会上代表们讨论的热点变化，大致可以看出改革开放已经全面触及全国各地各领域，并逐渐走向深入。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改革开放深入与现代化建设事业全面推进

    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经过10余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积累了若干问题和矛盾。与此同时，国际上发生了苏东剧变，两极格局解体。在此背景之下，国际上敌视中国势力对我国继续进行严厉的制裁。

    面对国内外严峻挑战，我国如何应对？这便有了对中国历史产生重大影响，震惊世界的行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南巡之路。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他一路谈到：“发展是硬道理”，“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等等。

    南巡讲话后，关于市场与计划关系的激烈争论随之结束。1993年3月29日，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对现行宪法作出第二次修改，明确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且提出“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在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之后，我国进一步加快了经济体制改革步伐。

    1993年5月，北京最后停止使用粮票。这标志着在改革开放10多年后最具有计划经济色彩的票据全面退出我国历史舞台。

    彼时，八届历次全国人代会讨论的热点话题，也大多与经济体制改革密切相关。如经济过热、通货膨胀、财税体制改革、汇率并轨、金融监管、国企改革及下岗、市场配置、多种经济体制并存、重复建设，等等。

    同时，由于这一时期我国现代化建设各方面事业也是齐头并进，长江三峡和黄河小浪底工程、京九铁路等国家重大项目引起大家广泛关注。此外，代表们还非常关心粮食安全、环境治理、刑法修订、养老保险、地区差距等重大问题。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以及现代化建设各项事业的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取得了重大进展，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和矛盾也同时开始被触及。因而，九届历次全国人代会的热点话题涉及问题越来越重大，涵盖面越来越广。宏观战略方面有可持续发展战略、依法治国战略、科教兴国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等话题；政策方面有结构调整、扩大内需、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三农”等话题；制度方面有加强立法、司法公正、税费改革、住房改革、粮食流通体制、股份制、金融监管等话题；社会方面有奔小康、反腐败、下岗、农民工、社会保障、建设诚信中国、反思洪涝灾害等话题；科技方面有互联网、生物基因、知识产权等话题；国际方面有金融危机、全球一体化、“走出去”等话题。

    1999年3月15日，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将“依法治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农村生产经营制度”等多方面内容写入了宪法，积极回应了社会关注，体现了对人民意愿的尊重。

    经过多年的不懈奋斗，各项改革持续推进，我国经济实力大增，国际影响力逐步提升。在此背景之下，我国迎来了香港和澳门回归，迎来了加入WTO的门票，迎来了“申奥申博”成功，等等。这些令人鼓舞的大事件，都是当时人代会期间代表们集中讨论和引以为傲的话题。

    值得一提的是，为保证经济健康有序发展和社会进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紧抓立法工作不放松，着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加强民主法制建设。这些法律的制定为改革开放、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创造了基本条件和奠定了坚实基础。在这中间，代表们作出了不少努力。

    从代表们关注的热点中我们既可以看到大家对发展中的难题格外关注，也可以看到大家因祖国强大而产生的自豪感和信心。

    透过这些热点，我们还可以看到，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已经直接推动我国现代化建设进入快车道，社会生产力、人民生活水平、国际竞争力持续快速上升。

    “民生”成为高频词

    长期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市场经济深度融合社会各个领域。我国胜利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前两步战略目标，即第一步，从1981年到1990年，国内生产总值翻一番，解决人民温饱问题；第二步，从1991年到20世纪末，国内生产总值再翻一番，人民生活水平达到小康水平。

    进入新世纪的中国，经济发展更加迅猛，国内生产总值保持较高增长。我们正底气十足、意气风发地向第三步战略目标阔步前进，描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蓝图，即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

    战胜突如其来的“非典”之后，2003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十六届三中全会完整地提出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强调“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体制保障。”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人为本的理念立即在随后的修宪中获得体现。2004年3月14日，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明确规定“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经济的发展”和“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同时增加“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等规定。

    随后多年来，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依据宪法，我国注重发展经济的同时，更加关注经济发展的质量，并且每年持续增加民生投入，将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在此背景之下，越多越多的民生问题获得高度关注和聚焦。

    比如环境问题。2007年5月底，无锡太湖蓝藻污染大规模爆发，太湖水质恶化，严重影响老百姓生活。此后，在经济发展同时，环境污染和生态文明建设问题更加突出地引起人们广泛关注。

    人们关心的话题，自然成为人大代表们在人代会上讨论的重要话题。人大代表们不仅在人代会上积极指出了当前环境污染之严重现状，认为发展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还为环境治理和保护、生态文明建设提出许多具有可操作性的意见和建议。此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加强了环境保护立法工作，如修改环境保护法、可再生能源法、清洁生产促进法，等等。国家相关政府部门则出台了多项政策，一方面预防污染继续恶化，另一方面加强生态补偿和环境治理力度。

    就在这一时期，十届、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认真履职，深入调研，及时反映民众意愿与诉求，所提议案、建议和意见一年比一年多，积极为保障和改善民生问题出谋划策，积极为我国小康社会建设贡献力量和智慧。

    而与以往相比，这一时期人大代表们在全国人代会上讨论的焦点范围更加宽泛，涉及问题更加深刻。同时，这些焦点话题有了明显转变：不单单只关注经济方面的问题，而且更加侧重民生保障。

    大家除了关注建设小康社会、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民主政治建设、法律体系形成、“十二五”规划、城镇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农业现代化、区域发展平衡、转方式、调结构、4万亿、循环经济、低碳、粮食安全、耕地保护、反腐倡廉、节能减排、自主创新、安全生产等宏观政策和经济方面问题之外，重要的是将看病难与看病贵、楼市调控、教育公平、养老、新农合、医改、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食品安全、控制物价、环境保护、司法公正、依法拆迁等事关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民生问题放在突出位置。

    引人瞩目的是，在2011年全国人代会上，吴邦国委员长郑重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这是一个立足中国国情和实际、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集中体现党和人民意志的法律体系，为我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这成为当年全国人代会上最为火热的话题，为我国保障和改善民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

    代表关注的焦点，反映了广大群众的意愿与诉求。从这些焦点话题中我们可以看到老百姓心中的理想社会：既追求发展和进步，也追求质量和安全；既追求民生改善和幸福生活，也追求民主和公平正义。

    而这样的社会，正是我们国家的努力方向和奋斗目标。在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之下，这样的奋斗目标、这样的理想社会将距离我们越来越近。（本文参考了全国人大图书馆资料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