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统一

　　在中国所处的特定历史时期，如果司法机关没有适度的应变能力，法官没有高超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整合能力，司法就会与时代格格不入，法官就可能是一个不受这个时代所欢迎的法官。  
　　“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是司法的永恒主题。如果说审判是一种艺术的话，那么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如何把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结合起来、统一起来的艺术。
　　为什么要强调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有的学者和法官可能一听到这个话题就很厌烦，觉得强调社会效果，是不是就是要我们不要依法办事？其实，这绝不是一个简单的政治口号，而是司法的本质和规律的要求。
　　众所周知，法律是社会关系的调节器。整合社会利益，维护社会秩序，实现社会福祉，是法律的终极目标。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都认为，公共权力机构、法律都是适应社会的需要而产生的。法律的功能和作用最终是通过其作用于社会的效果体现出来的。法律和社会这样一种天然的、历史的联系，决定了在司法活动中，必须高度重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把司法仅仅看作是一种法律的机械或简单适用，把法官仅仅当作一个适用法律的工匠，是不正确、不全面的，至少是肤浅的。司法的最终目的是要通过法律的运用和实施，给社会、给人民带来自由、安全、秩序和福利。
　　在另一方面，法律并非完美无缺，是有局限性的。法律具有稳定性，而过分的稳定势必陷入僵化，不能完全顺应社会发展变化的需要；法律的普遍性要求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适用一个标准，但是要实现真正的公正就必须考虑每一个个体的具体情况……我们之所以要坚持依法治国，是因为法律与其它手段相比，具有更多的比较优势，用邓小平同志的话讲就是“更靠得住些”，而不是因为它完美无缺。一个高明的法官应当通过法律应用过程，通过确定的方式弥补法律的偏失和不足，给法律锦上添花。西方国家的陪审员制度，就是要用普通人的观念来矫正职业法官的偏颇。说清楚些，就是要“用普通人的观念、大老粗的观念来纠正法官的职业偏向”。
　　中国现正处在转型过程中，正处在向市场经济、高度民主、法治的国家转轨的过程中。转型期的社会又是社会矛盾的凸现期、对敌斗争的复杂期、刑事犯罪的高发期。面对这种急剧的变化，如果我们死死地坚守法律条文的字面意义，不考虑社会的发展变化需求，显然就会犯刻舟求剑的错误。在中国所处的特定历史时期，如果司法机关没有适度的应变能力，法官没有高超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整合能力，司法就会与时代格格不入，法官就可能是一个不受这个时代所欢迎的法官。
　　强调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是司法命运之所系，前途之所系。但是，切忌把社会效果庸俗化、片面化、绝对化，切忌完全游离法律精神而改变立法宗旨，切忌一概把具有话语权的主体的意见当成社会效果的代名词。否则，我们就要牺牲法律的严肃性、稳定性、权威性和可预见性，就会牺牲人民群众对法律的信赖，减弱公众对法治的信心，就会重蹈人治和任性裁判的覆辙。
        来源：《人民日报》  2006年5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