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以来的第6次国务院机构改革拉开帷幕。
今天,改革方案一公布,立即在代表委员中引起广泛关注。代表委员们认为,这次国务院机构改革围绕转变政府职能和理顺职责关系,在合理配置职能、优化组织结构方面迈出重要步伐。大家认为,这一改革体现民生诉求,推动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
跳出“微观领域”,
提高宏观调控能力
“政府架构要符合现代社会的需要。” 王荣华代表说,市场经济的整体趋势是,横向经济联合愈加密切,政府必须跳出“微观”领域,提高宏观把握和协调的能力。
按照此次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我国将新组建工业和信息化部。代表们认为,目前工业行业管理由多个部门分别负责,管理分散,不利于协调发展。有必要对相关职能进行整合,综合设置机构,加强整体规划和指导,推进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推进高新技术和传统工业改造结合,促进工业由大变强。
“中国制造业抓住了全球产业转移的契机实现了第一步飞跃,下一步发展机遇在于推动现代信息服务业,组建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助于推进高新技术与传统制造业的融合。”徐龙代表这样分析。
邵志清代表表示,工业和信息化部整合信息产业部以及发改委的微观行业管理职能,从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角度看,所承担的部门权责有助于让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使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的角色也更加明确。
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以及重要领域的管理,促进科学发展的另一个重要体现是交通运输部的组建。褚君浩代表提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交通运输取得了重大成就,今后几年仍处于大建设、大发展时期。需要进一步优化交通布局,发挥整体优势和组合效率,加快形成便捷、通畅、高效、安全的综合运输体系。“随着交通运输业的发展,逐渐出现一些新的问题,比如高速公路与机场的衔接、以及机场与港口之间衔接,需要一个综合机构协调解决以提高效率。”
“既鼓励竞争,又有相应的协调机制,对于广大消费者来说是个重大的利好。”褚君浩代表认为,大部制方案通过合理配置宏观调控部门职能,形成科学权威高效的宏观调控体系。
“改革方案给发改委做了‘大手术’,其重心是强化宏观管理职能,弱化微观管理职能。”张兆安代表说,发改委作为宏观经济政策制定的综合部门,以前除了宏观层面的政策规划制定,还涉及微观产业的具体管理。改革之后,发改委把具体产业规划这些微观层面的内容转移到工业和信息化部,自身集中精力,制定宏观政策,驾驭综合领域的发展,权责也更加明确。
“环保总局升级为环境保护部,对环保发展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张兆安代表说,环境保护工作,主要涉及政府管理,与产业发展有区别。升格后的环境保护部有助于加大环境保护力度,促进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为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随着经济的发展,我们对能源的需求不断增加,对能源安全和能源综合管理的要求不断提升,而现有的能源管理模式难以服务于这些需要。”朱志远代表指出,目前,涉及能源管理和监管的职能分散在国家发改委、电监会、国防科工委等多个部门中,管理交叉和缺失并存。“这都需要一个综合性、权威性的部门统一管理和推动。”
倾向民生,打造服务型政府
“无论是解决住房问题,还是城乡建设问题,仅靠政府加大投入是不够的,关键要在政府机构设置上真正向公共服务转变。”这是代表委员的共识。
“本次方案中所体现的保障和改善民生是打造服务型政府的一大着眼点。”代表们认为,改革方案加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部门建设,体现了政府由管理型向服务型的进一步转变。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设立后,可以更集中地、最大限度地开发利用人力资源。建立统一规范的人力资源市场,促进人力资源合理流动和有效配置,”刘家强委员说,“把开发和保障结合在一起,对保障也有好处。把就业、收入分配、保障有机统一起来,对经济社会发展至关重要。”刘家强委员说,将来,随着统一的人力资源市场的建成,统一的、可顺畅转接的社会保障体系也将建立,社会保障实现“一卡通”不再遥远。
不少代表提到,此次国家组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一大特点就是突出住房保障职能,让老百姓“住有所居”,强调将政府主要职责从房地产市场移向百姓住房保障领域。目前,建设部职能中也有相当一部分是住房保障,不过前些年这块工作显得不够突出。此次大部制改革设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表明今后政府在房地产市场的工作重点将转向住房保障,逐步解决老百姓“住有所居”的问题。
“大卫生部”的设立是代表们关注的焦点。不少代表说,现在的医药体制暴露出一些弊端,比如说职能交叉、权责脱节、遇事扯皮等。“如果医药合一,调整后部门之间协调会顺畅些,事情会好办些。”代表们认为,“推进医疗体制改革,国家必须在体制上先行铺路。”
政府“转身”,要有社会“承接”
曾有专家学者就一棵草为例分析“政出多门”的弊端:假若草长在水中,就由水利部门管理;草长在田地上,由农业部门负责;草结出果实,则由林业部门去伺候。假若一个农民的草均有这几种生长形态,恐怕要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地找,那艰辛可以想见。
“方案的推出就是要改变九龙治水的局面。”代表委员们一致认为,大部制方案将大大提升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这也是最终目标。
也有代表担心,实行大部制后,原先分散于多个部门的行政资源集中到少数部门,将导致这些“超级”部门难以监督和控制,从而与“小政府、大社会”相悖。严诚忠代表说,大部制的“大”,是指其承担的职责范围,小政府的“小”,是指其掌握的行政权力,两者不是一个概念。但也提醒我们,大部制改革不能只停留在简单的机构合并层面,还必须同政府职能的继续转型相结合。
现代经济学家奥尔森在著作中指出:政府仅是市场规则的制定者及“守夜人”,而不是市场运作的当事人。不少代表提出,应以这次改革为契机,进一步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段祺华委员谈到,大部制改革后,相应的政府管理方式也应逐步改进。对于一般性的经济活动,应更多地通过市场方式来调解和规范,而不能过多地通过行政手段直接管理。
然而,在政府“转身”与社会“承接”的过程中,一些代表也清醒地指出,目前,政府部门即使主观上愿意缩减和传递自身权力,却难以找到合宜的承接者,所谓“一管就死”、“一放就乱”,政府处于收权与放权的两难之中。“政府在加快转变政府职能的同时,也应该承担起培育现代社会组织的责任。”
樊芸代表说,“在政府全面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的同时,更有效发挥行业协会、商会等组织的作用,扶持引导一批社会机构承担政府‘溢出’职权,也是政府面临的重要考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