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年级”代表委员眼中的法治事

　　周喜玲代表:　提高待遇留住政法人才

□法制日报记者陈丽平

　　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后,陕西省凤县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周喜玲变得更加忙碌。去年参加完全国人大会议回到单位后,来找她反映问题的人特别多,来的人有本县的,有西安的,还有外省的。周喜玲全都热情接待,把问题整理后,转到有关部门处理,并随时了解结果,答复当事人。

　　一位群众反映,县里一条跑农村的公交线路停止运营,孩子没办法上学。周喜玲马上找相关部门了解情况,原来这条公交线路亏损严重。周喜玲知道,公交是民生工程,县里对此有专门补贴。她专门去公交部门和城建部门反映群众的呼声,最终使问题得以解决,村民出行恢复正常。

　　“代表是一种职责,能为群众做几件实实在在的事,群众满意,我感觉还是很自豪的。”此时,周喜玲脸上写满欣慰。

　　让她欣慰的,还有一起跨省执行案的圆满解决。事情的起因是:当地一位农民以饲养牦牛为业。牦牛生病后,养牛户使用了一家外省厂家的药,没想到牦牛不但病没治好,反而全死了。养牛户从2000年开始打官司,经历多次审判,直到2012年最终胜诉,却始终执行不了。去年,当事人找到周喜玲。周喜玲给执行法院及其上级法院多次去信反映问题,当地高院派人协调,最终养牛户拿到了全部8万元赔偿。拿到钱后,养牛户泣不成声。

　　“看到这一幕,我感觉自己作为一名人大代表为老百姓又干了一件实事。”周喜玲说,人大代表意味着多了一份责任,更要多一份担当。

　　今年的人大会议上,周喜玲提出关于加强政法机关基层队伍建设方面的建议。“现在政法基层单位很难留住人才。”周喜玲忧心忡忡地说,没有年轻人愿意在基层政法单位工作。她以自己所在的检察院为例说,凤县检察院相对来说条件艰苦,交通不便,重点高校毕业生没人愿意来。2000年至今,全院召了22名年轻人,已经走了8个,比例近三分之一。走的这8个人,全是检察院长期培养后业务可以独当一面的各科室骨干。没有走的,也有很多想报考公务员,心已不在这里。

　　“年轻人到更高的平台发展是好事,可是基层怎么办呀?!”周喜玲自言自语地说。为此,她提出应增加基层政法单位编制,用制度提高基层政法干警待遇,给他们足够的上升空间,尽可能留住人才。

周俊军代表:　新生儿报户应采集DNA

□法制日报记者陈丽平

　　江西省瑞昌市公安局肇陈派出所教导员周俊军代表,今年是第二次参加全国人大会议。与去年相比,这位来自基层派出所的代表多了一份自信与从容,共带来9份建议。

　　“去年第一次来参加会议,我对怎样履行代表职务了解得并不多。”周俊军对《法制日报》记者坦言。

　　他说,一年来,他积极参加全国人大常委会组织的培训,工作之余“恶补”宪法、选举法、监督法、地方组织法、人大议事规则等,履职思路逐渐清晰起来。他认为,当好一名全国人大代表,不仅要了解自己的本职工作,还要密切关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方面面的工作。“我不仅是来自公安系统的代表,更是来自最基层的代表,要把最基层群众的声音反映出来。”他说。

　　为此,这一年,周俊军一方面看了很多经济方面的书籍。“作为一名代表,要站在国家层面建言献策,不能视野太小。”他说,现在很多社会问题都与经济有关,经济是基础。多学习一些经济理论知识,反映民声的同时才能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才能不“放空炮”。

　　另一方面,周俊军经常深入社区、农村调研,“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因为周俊军是公安系统的英模人物,过去到基层都是他讲别人听。现在,他更多的时候是一位倾听者。

　　周俊军说,这一年他有一个很真切的体会,就是实地调研了解到的情况,与自己以前想象中的情况有很大差别。

　　这次周俊军带来9份建议。其中一些是有关公安工作的,如《关于立法规定新生儿申报户口必须采集DNA材料,逐步建立全民DNA数据库的建议》提出,为预防和惩罚拐卖儿童犯罪,应立法规定新生儿申报户口时,必须到公安机关提供口腔粘膜细胞检材,检测DNA信息,逐步建立全民DNA数据库。同时,制定规范严格的DNA数据库管理使用办法。

　　民生问题也是周俊军今年关注的重点,从这些建议的题目就可以看出来:《关于在市、县成立综合检验检测中心的建议》,《关于对基本药物明码标价科学管理的建议》和《关于提高乡村医生待遇的建议》等。

黄月芳代表:　普法培训扩至广大村民

□法制日报记者邢东伟

　　“麻烦你把要问的问题写在纸上,我想清楚了马上回复你。”3月4日上午,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来自海南省五指山市畅好乡番贺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兼妇女主任黄月芳不再像去年那样腼腆少言,接受《法制日报》记者回访时多了一份从容。当了一年的人大代表,她说,去年提出的建议得以圆满解决,今年必须更加努力尽职履责才对得起乡亲。

　　黄月芳谈到,去年她首次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感到非常兴奋。去年她提出关于继续支持少数民族考生高考加分政策的建议已被采纳,她和少数民族同胞们都非常高兴。大家原以为当代表上北京开会就是拍拍手、鼓鼓掌,没想到同胞们热切期盼解决的问题在她建议后真的解决了,这让她充分认识到人大代表的作用。今年她肩负着当地老百姓更高的期望,心里面更多的是责任。

　　“经过几次走村串户调研,这次我带来3份建议,都是基层老百姓最想反映的问题。”黄月芳说,受大家委托,她建议中央财政支持三亚到保亭、五指山的高速公路建设；希望中央加大对农村道路、电力、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快美丽乡村建设；呼吁扩大基层普法力度,原来都是村干部参加普法培训,希望相关部门能以深入浅出的形式,在去年对广大村民干部普法培训的基础上,扩展到每个村民,这将有利于解决村民纠纷和防范因不懂法引起的犯罪。

　　谈起村庄治理,黄月芳认为,一定要普法到基层村庄,提高村民的素质。要运用法治方式,实行多元主体共同治理。要进一步健全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制度,更好地发挥社会组织在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的作用,有利有理有据有法的化解矛盾纠纷。

袁红梅代表:　矫正落社区还需硬措施

□法制日报记者朱宁宁

　　一年了,自打有了全国人大代表这个身份,河北省保定市北市区东关街道东方家园社区的党总支书记袁红梅明显觉得自己更忙了,时间不够用。除了自己小区的事儿,去年全国两会结束后,有许多人知道了她的代表身份后,也来找到她反映问题。

　　记者拨通她的电话,告知《法制日报》记者要对去年采访的代表做个跟踪,她立刻就同意了。“我今年还真是特别关注了社区矫正问题。”

　　“在我看来,很多矫正对象回到社区后基本就是完全被释放了。”袁红梅说,虽然从司法制度层面看,我国的社区矫正已经比较成熟,也有了很多好的经验和做法。但是这个制度在小区落地时,仍然存在很多问题。比如,按照相关规定,矫正对象出狱后,应到社区中生活劳动学习,由社区居委会等对其进行管理和帮教,但现实中这项工作的效果并不理想。分析原因,袁红梅认为,一方面,矫正对象对居委会这种组织本身就缺乏敬畏感,而且为了生计,他们很多人都需要到外面打工,根本没有时间来社区参加应有的劳动学习；另一方面,居委会精力有限,经常五六个工作人员要管理成千甚至上万户居民,也就无暇顾及对矫正人员的帮扶工作。此外,志愿者在社区矫正工作中的作用更是微乎其微,不见实效。

　　袁红梅说:“社区矫正要想真正在小区实现制度落地,必须要有一套切实可行的具体的操作办法。而且从社区层面,人员、机构组织和经费等都要到位,现在这块儿基本都没有,所以工作也没法落到实处。”

　　对此,袁红梅建议采取多种措施:首先,应该有一支稳定的专职人员队伍从事社区矫正工作,可以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专职社会工作者,建立专门司法社工队伍。与之相配套,政府方面还可以出台一些相关政策,比如对愿意从事社区矫正工作的大学生,设定一定的服务年限,期满后可以参加国家公务员招录,可以享受到大学生村官的相关政策待遇,等等。其次,应建立完善教育培训机制,进一步提升社区矫正工作的专业性,尤其要对居委会、乡镇等从事社区矫正的社区工作人员进行专门培训。可以建立省一级的培训基地,也可以委托专门的培训机构完成,由司法行政部门明确培训的方向、内容和形式。

　　制图／高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