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华:代表中的电影明星

她是著名影星，但很多人并不知道她还是个有着68年军龄正军级的女干部。她12岁就参加了八路军，是晋察冀军区抗敌剧社的小演员。1951年，在影片《白毛女》中扮演喜儿一举成名。文化部授予《白毛女》优秀影片一等奖，她获得一枚金质奖章。以后又拍摄了《花好月圆》、《党的女儿》、《江山多娇》、《碧海丹心》、《夺印》、《白求恩大夫》、《秘密图纸》《奴隶的女儿》、《猎字99号》、《峥嵘岁月》、《法庭内外》以及《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等几十部影片，为中国电影塑造了一些有民族品质，有血有肉的新东方女性。她是中国电影史上有着辉煌成就的艺术家。2005年，由人事部、国家广电总局授予“国家有突出贡献电影艺术家”荣誉称号。

我和戎冠秀妈妈

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田华在家里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年过80的她仍然保持着电影明星的风采，在红色外套衬托下的满头银发和那双深邃明亮的眼睛焕发出了独特的魅力。

客厅沙发后面摆放着一张田华和戎冠秀的大照片。田华讲述从这里开始，“这张照片是一届人大期间在中南海开会休息时拍的。我和戎冠秀都在河北代表组。她1944年在晋察冀边区群英会上被授予‘子弟兵的母亲’的称号，在我们那里不管战士干部都叫她戎妈妈。她是乡下一个普通小脚女人，战争年代带头送子参军，以后又送三个孙子参军，组织妇女做军鞋，搞生产，支援前线，救护过的八路军伤病员不计其数。她的模范事迹被编成话剧《戎冠秀》和电影《槐树庄》，我在《戎冠秀》的话剧中还演过她的女儿。所以和戎妈妈在一起感觉特别亲。记得在会议期间，有记者到我们代表驻地采访戎妈妈。记者对她说：‘你不光是热爱子弟兵的母亲，你还是英雄的母亲啊。’后来我才知道她的儿子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牺牲了。我事后问她，‘戎妈妈，你真像他们说的那样，知道儿子牺牲时没有哭吗？’‘我不哭，我光荣，我觉得我儿子牺牲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我又问，‘你作为母亲不觉得痛心么？’她眼里含着眼泪说:‘其实我知道儿子牺牲以后，我也是盖着被子蒙着头在哭啊。’听她一讲当时我也哭了。她说自己是英雄的妈妈，不能流眼泪，应该坚强。再困难也不能流眼泪，再伤心也不能流眼泪……但是她还是蒙着被子哭了。后来我专门写了一篇关于戎妈妈的文章。作为子弟兵的母亲，作为一个儿子牺牲在战场上儿子的母亲，真不容易，母亲真伟大。”

一件终生遗憾的事

“记得在参加一届人大一次会议的第一天，全体代表拍合影照片前曾宣布了一条纪律：谁也不许上去和毛主席握手。为什么要有这样的规定呢？当时人大代表是1000多人，都要和毛主席握手怎么行。就算是你站在这儿，毛主席从这儿过，你也不能主动去握手。那时的人现在听了都会觉得可笑，跟毛主席握过的手可以好几天不洗手。那是一种对毛主席由衷的崇拜，是毛主席带咱们推翻了三座大山，让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虽然宣布了这条纪律，拍全体合影照片时，毛主席还是被想和毛主席握手的代表们包围的水泄不通。在一届人大开会期间，我们每到开全体会时都可以近距离地看见毛主席，但是不能主动上前去握手。我觉得特别遗憾的是，有一次，我在怀仁堂衣帽间存衣服，存完衣服出来，毛主席就站在我前面。我激动的心砰砰地跳，站在那里看着毛主席从我面前走过去。我是军人，军人是最守纪律的，我努力忍住没有上去和毛主席握手。我如果有现在10%的胆量，也会上去和毛主席握个手。多少年来，我一直很遗憾自己那次没和毛主席握手。”

周总理和三个“喜儿”合影

“在开一届人代会的时候，周恩来总理经常下来和我们聊聊天。我们觉得周总理既是我们的长辈，又是我们的朋友，还是我们的亲人，在他跟前一点儿也觉得不拘束。1955年7月，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我们河北代表组住在北京饭店。一天中午休息时，接到通知说周总理让我去宴会厅。我穿着旗袍就去了。到那一看，周总理正和一对日本夫妇谈话。是日本著名芭蕾舞舞蹈家松山树子和清水正夫先生。《白毛女》是新中国第一部打入日本的影片，在日本引起了轰动。这对夫妇是最早把中国电影《白毛女》改编成芭蕾舞剧的，并作为松山芭蕾舞团的保留剧目一直演了半个世纪。清水正夫先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去年5月21日四川汶川大地震，87岁的清水正夫老人还率领全体团员到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悼念遇难者，并向地震灾区捐款。”

田华一边让记者看照片，一边回忆说：“那天大家都在北京饭店开分组会，就我们这里最热闹。总理看我和王昆到了，就向客人介绍了王昆和我。周总理说 ：‘田华是电影喜儿，王昆是歌剧喜儿，松山树子是芭蕾舞喜儿。’周总理提议拍张合影。他说，这次的会面很有意义，是中日友谊的象征。”

得到了周总理的签名

“周总理对文艺界特别关心，有时把我们叫进中南海，邓颖超大姐请我们在西花厅吃饭。记得大概是1956年我还在中央戏剧学院上学的时候，中戏党委书记兼院长李伯钊通知我说，总理叫你到中南海去一下。李伯钊是杨尚昆的夫人，也是一届人大代表，在四川代表组。她陪我到了中南海。周总理正接见一位英国有名的记者，是路透社首任派驻新中国的西方记者叫漆德卫。那位英国记者提出要见见《白毛女》里演喜儿的演员，总理就把我叫了去。周总理不卑不亢的外交词令一向令人佩服。记得那天漆德卫说：‘我们国家有个朱丽叶，你们国家有个白毛女喜儿，这都是最有名的戏剧人物。’当时我谦虚极了，说：‘我们国家的白毛女喜儿可没有英国的朱丽叶有名气。’这时周总理加了一句：‘我们的白毛女也是很有名气的。’后来我明白了，我是代表国家的，谦虚也不能过度。周总理不光风度好，舞跳得也好,潇洒自如,抑扬顿挫。记得有一次，我参加中南海的舞会，看总理那里好几个人都站着队，就以是都是等着让总理签字呢。由于特崇拜总理，我就拿着一个本找他签名。他笑着说：‘你怎么也来这一套？’我说：‘不是大伙儿都等着让你签名么？’ 他说：‘人家都是站队跳舞的嘛！’这我才注意到她们都是等着与总理跳舞，一个曲子未完总理就得换好几个舞伴。后来总理还是在我的本子上签了名，他还写了三句话：努力学习、努力改造、努力工作。”

人代会中间接体验苏区生活

田华还向记者透露了自己在开全国人大会议期间是如何间接到江西苏区体验生活的。“1958年初，我接受了在《党的女儿》中演李玉梅的角色。虽然电影中的李玉梅与我的经历有许多相似之处，如年龄都在30岁上下，都是母亲，家都在农村等。但是生活的地域差别很大，一南一北。我此前从未到过南方，对南方的劳动妇女怎样生活一无所知。我本应该到故事的发生地江西去体验生活，至少也要去看一看。影片讲述的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事，对这个时期的斗争特点我也不是特别清楚。影片要快拍快出，时间非常紧迫。1958年2月，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召开。代表们报到以后，我找到江西代表组把情况和他们一说，他们热情地推荐了两位参加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女代表：危秀英大姐，曾任江西兴国县苏维埃政府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主任，参加过长征。李友秀大姐曾任江西兴国县村苏维埃政权宣传员、赤卫队妇女分队长，游击队地下交通站组长，与李玉梅的经历颇有几分相似。那天我谈了很久，我问了好多问题，比如：当年根据地妇女是如何参加革命的?她们具体都干一些什么工作?做地下工作的同志应该注意些什么?还有当地人的衣着打扮、风俗习惯、说话特点，以及她们的喜好等等。那一天，我实在太兴奋了。通过她们的讲述，我间接体验了一次苏区的生活，悟到了李玉梅与党失去联系时的焦虑、茫然，还有找到组织后的喜悦。也终于找到李玉梅的感觉了。后来《党的女儿》是在东北拍摄完成的，外景是由曾到江西深入生活的美工们在吉林的山上赶制出来的。”

我所熟悉的一届代表

“一届人大我结识了很多工农劳动模范，结识了很多科学界、军事界、文化界，还有部队的英雄、模范、领导等各个方面的人士。文艺界的一届人大代表有梅兰芳、程砚秋、周信芳、白杨、常香玉、袁雪芬和王昆等，我们在一起有个合影。我印象最深的是梅兰芳先生，他那么有名，为人却特别谦虚。我至今保留着他送给我签名照。”

“因为我是农村出来的，又是在部队长大的，在战争当中一直住在农村，农村包围城市嘛。所以我对于基层农村的代表感情特别深，好像一见如故。我与山西代表组的申纪兰，还有黑龙江代表组的孙孝菊，在当选人大代表之前就是好朋友了。1953年，我们一起作为新中国妇女的代表到丹麦哥本哈根参加了世界妇女大会，乘火车、轮船我们在同一个包厢，饭店住过同一个房间，朝夕相处了十多天。这两个人特别朴实。1954年在中南海开一届人大会议，我们又见面了。一共是5年，每年开会都见面。申纪兰是全国唯一一个连任十一届的全国人大代表。孙孝菊是新中国第一位铁路女调度员。我有这么好的朋友也觉得挺骄傲。1959年以后，我们三个有50年没见面了。最让我高兴的是，今年3月申纪兰到北京开会期间到我家做客，我们又一起跟孙孝菊通了电话。”

田华简历

原名刘天花，1928年出生，河北唐县人。1940年在晋察冀军区政治部抗敌剧社当小演员。1948年起在华北军区文工团任演员。1955年进入中央戏剧学院表演干部训练班深造。毕业后在沈阳军区抗敌话剧团。1960年调八一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曾任八一演员剧团团长。1990年离休时为军职干部。离休后历任中国电影家协会理事、中国电影表演学会副会长、中国老艺术家艺术团团长、关心下一代老艺术家委员会主任、中华环保联合会常务理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