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访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田富达

他是被境外记者称为中国“阿甘”的传奇人物。他出席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1949年与新中国缔造者们一起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开国大典、现今为数极少的健在者之一；他是出席第一届全国人大唯一的一位高山族台湾籍代表；他不仅是第一届至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还是第一届至第八届连续44年的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委员，是目前全国人大历史上专门委员会委员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位。

来到了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田富达的家，年近80的田老精神矍铄，热情地亲自煮茶待客。将开水冲入紫砂壶内，“头泡水，二泡茶，三泡四泡是精华。”田老说着把第一遍水倒掉，再把开水冲入紫砂壶内，停留片刻，倒入两只小茶杯。他那熟练的动作，使泡茶成为一种美的享受，让人产生一种非常优雅的感觉。

“来，尝一尝吧。这是梨山茶，产于台湾海拔2600多米高的梨山地区的原始森林。由于那里昼夜温差大，土壤有机质含量丰富，此茶乃台湾茶中的极品。”

记者端起小茶杯，深吸了一下,香气淡雅，余韵浑厚；含了一小口，滋味甘醇滑软。不知不觉间，炎炎的夏日已被隔在窗外。

第一届人代会时在福建代表团

品着香茗，田老的思绪把记者带回到半个多世纪前，他神采奕奕地讲述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的往事，记者仿佛看到了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在眼前跃动……

他说:“第一届全国人大共有3个台湾籍代表名额。一个是在天津代表团的大公报社长李纯青，还有福建代表团的谢雪红和我。他们两个都是汉族，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中高山族只有我一个。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那年我25岁。1954年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福建代表团住在北京饭店。家在北京的代表一般不驻会，开会期间每天都专门有车接送。开大会都在中南海怀仁堂。开全团会时福建代表团是在全国工商联的一个会议室。”

田老拿出一张颜色发黄的老照片说：“这是1954年福建代表团在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期间的驻地——北京饭店的合影。后排左数第四个人就是我。后排靠最右边的这一个名叫吴传玉，是游泳运动员，是新中国第一个在国际比赛中获得金牌的运动员。他1952年参加了第十五届奥运会游泳比赛,1953年在第一届国际青年友谊运动会游泳比赛中，夺得100米仰泳冠军，为新中国首次在国际体育比赛中获得金牌，五星红旗第一次在国际比赛上升起。因为我们俩是全团最年轻的，共同语言多些，所以人大一次会议当中我和他经常在一起。他很好学，平时不太爱讲话。可惜的是，参加完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后，他在去匈牙利学习途中因飞机失事而遇难，那年他才26岁。还有这一位叫刘永生,前排右数第四个，是位老红军，闽西的抗日根据地游击队司令。一届全国人大期间，他在福建省任军区副司令员和副省长。他为人非常爽快，没有一点架子。因为我会说客家话，容易沟通，所以我们经常一起聊天……”

至今，田老仍能清楚地记得照片上福建代表团每个代表的名字和主要经历。

大会为少数民族代表配了翻译

“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220多名人大代表中，包括了我国各个民族和各个阶层人民的代表。其中少数民族的代表共有177名。由于我们国家有50多个少数民族，各自语言不同。一开始，大会主要为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朝鲜族和彝族这6个少数民族的代表配了同声传译。开第一届人代会时候，即使壮族的代表懂汉语的也都配专人坐旁边当翻译。壮族是少数民族里人口最多的，现在可能有2000多万了。他们当时没有文字，为了发展他们的教育，后来才创造了文字。那时，少数民族的人大代表大部分还是能听懂汉语的，但是像新疆唐古拉山底下的柯尔克孜族代表，由于地处偏僻，他们对汉语是一句都听不懂，像这样的人大代表都由大会为他们配了一对一的翻译。也有的少数民族代表是自己带翻译秘书的。我记得广东省瑶族的代表龙三公和西藏门巴族的女代表尧西·泽仁卓玛都是自己带翻译。还有吉林省朝鲜族的女代表金信淑，是个农业劳动模范，由于汉语一句都听不懂，尽管大会有朝鲜语的同声传译，她自己还是带了翻译。所以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仅为少数民族代表服务的工作人员就不少。”

第一届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

据田老回忆：“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上，根据主席团提名，会议通过了80多人的第一届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委员名单。因为第一届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的委员人数较多，每个民族至少有一个民族委员会的委员，有的民族还有好几个委员，这些委员又分散在全国各地，所以民族委员会的全体会议一般都是在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开，或开完大会以后接着开。开完第一届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委员第一次会议后，我就从国家民委调到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上班。一开始人大民族委员会在后库，就是现在的会议中心的那个地方，后来搬到中南海。当时民委有35个工作人员，下设三个办公室：一个秘书组，管行政与干部，还负责后勤工作；一个法案组，专门搞民族立法，当时一个任务就是围绕民族自治法开展调查研究，起草民族自治法；还有一个调查研究组，我在调研组任副组长。”

田老说：“在第一届人大期间，每年都要到下面搞一两次调研，去了很多地方。比如云南的西双版纳、广西、西藏，西南、中南两个地方我去得比较多。1955至1956年，四川甘孜藏区、广西、云南等很多地方还不通车，没有公路，只能骑马和步行。那时条件很艰苦，我们下去搞调研都是背着背包，自己带着被子、水壶，一般住在老乡家里。藏族地区我是在1956年平息暴乱以后去的，在甘孜搞土地改革试点。当时我们的做法也是比较明确的，就是要尽最大努力稳定社会。稳定了才能搞建设，只要稳定了什么事都好办。”

周总理关心高山族青年干部的培养

对在第一届全国人大会议期间周总理关心培养高山族青年干部的往事，田老始终深深地印在脑海里，他讲述道：“1956年除夕晚上6点，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央主要领导在中南海怀仁堂宴请各民主党派的领导。宴会开始前，他们分别会见了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在会见台盟的同志时，4位中央首长和大家一一握手之后，周恩来总理把我叫到一旁，问：你是高山族？我回答：是啊。他又问：高山族在大陆有多少人？我回答：大概有200多人。总理问：他们的文化程度如何？我说：这些人大多是贫苦家庭出身，文化水平比较低。总理最后关切地说：这些人都是经过了战争考验的年轻人，得想办法让他们有机会学习啊！回去后，我立即根据周总理的谈话写了一份报告，交给了全国人大民委副主任委员谢扶民，他是全国人大民委专职委员。他叫秘书黄建东帮助我完善了这个报告，然后交给全国人大民委主任委员刘格平。那时刘格平还兼统战部副部长，住在景山东街，秘书底润昆也住在他家里。这个报告后来由统战部领导批示后呈报到中央书记处。我听说很快邓小平就亲自批示了该件。我没有亲眼看到文件，据说他批示的大概内容是：同意该建议。在中央民族学院办高山族培训班，不仅是要培养台湾少数民族的干部，还要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培养人才。不久，利用全国人大代表到各地视察的机会，我作为福建团的全国人大代表第一次到福建搞调研，着重了解了福建省高山族的情况。后又通过全国人大民委向各省发文，请各地推荐高山族的学员。1957年9月武汉中央民族学院中南分院政治系设立了高山族研究班。当时共挑选了52个学员，都是20多岁。这真是破天荒的一次，国家给了特别的照顾。学员发工资，还可以带家属，这体现了党中央对台湾少数民族特别的关怀。这期学员班后来对台湾，特别是在台湾的高山族同胞中产生了广泛积极的社会影响。由于最初招的学员中有些人是台湾籍但不是高山族，还有些人因工作需要中途调动，还有个别人因为基础太差跟不上，到1961年这批学员共毕业了36个人。他们毕业以后都在地方的政府部门担任了处级或局级的领导干部。1987年海峡两岸解禁后，他们当中有十几个人回到台湾养老了。”

到青岛参加首个全国民族工作座谈会

田老说，在第一届全国人大会议期间，全国人大民委针对国内外民族关系出现的新问题，在青岛召开了一次全国民族工作座谈会。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召开的第一个有关少数民族问题的全国规模的专题会议。他对这次青岛会议印象非常深刻：“1957年7月20日至8月6日，我们在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后，参加者包括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委员和少数民族的全国人大代表共170多人。那次毛主席和周总理都到了青岛，与参加座谈会的全体代表合了影。”

田老说：“对这次青岛会议印象如此深刻，是因为那年８月１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30周年。据说由于毛主席在阅兵的那几天患了重感冒，他特地委托周恩来代表他在８月４日上午检阅了海军青岛部队。我们有幸跟随周总理，参加了新中国第一次海上阅兵，检阅人民海军的第一支驱逐舰部队。在辽阔的海洋上，目睹了人民海军威武的神采。我们年轻一点的代表还乘坐了鱼雷快艇。那天下午，周总理在海上阅兵后，发表了著名的《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的讲话。这篇讲话，从‘关于反对两种民族主义的问题’、‘关于民族区域自治的问题’、‘关于民族繁荣和社会改革的问题’、‘关于民族自治权利和民族化的问题’4个方面，全面、透彻地论述了我党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和政策，阐述了国家对各民族发展繁荣的基本原则和立场。”

50年后的今天，田富达提起这件事仍深有感触。他说：“这次座谈会使少数民族代表在为什么要实行民族区域自治问题上统一了认识。周总理在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极其重要的纲领性文件，既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它为我国的民族工作指明了方向。”

被称为中国“阿甘”的传奇经历

“为什么境外记者会称您为中国的阿甘？”记者问。

田老笑了：“可能是我跑得快吧。”

田富达是台湾土生土长的高山族，生于1929年，原名尤明·巴都。老家在台湾北部的泰雅族部落。他家里有8个兄弟姊妹，父母因长期过度劳累而双双早逝。他小学毕业后就进工厂做工，日本人投降后，因为工厂被破坏，他失业了，于是跟着一位朋友到台北找工作。途中遇到国民党在征兵。1946年11月他应征入了伍。12月，跟随部队一路坐卡车、换火车，到了基隆又乘船来到大陆。在山东他参加的第一场战斗中就当了解放军的俘虏。解放军对俘虏实行来去自由的政策，愿意留就留下来，愿意走就给3块大洋当路费,去哪儿都行。

田老说：“一路上我们看到很多解放军的宣传标语，还看到国民党军队败退的惨相，加上在解放军教导队时，解放军对俘虏太好了，不仅让我们吃饱饭，还发给我们过冬的棉衣。我们几个一商量就都选择了留下。”1947年1月，他正式成为了刘邓大军第六纵队第七旅的一名解放军战士，跟随部队在山东作战。

他说：“我是1月份参加了解放军， 5月份部队为了培养台湾籍干部，紧急招收台湾学生，于是全旅的所有台湾籍战士都被送到位于河北省南宫县的晋翼鲁豫军区军政大学学习，组成了台湾学员队。1948年3月，我们学校合并到石家庄华北军政大学，我们学员队仍叫台湾队，大约有160多个学员，多的时候有170至190个。文化高一点的读过中学，我读完小学，差的还有的是文盲。开始是边工作边学文化，学的也比较简单。那时候军大的课程是七分学政治、三分学军事，还学些历史，主要是学解放军军史。所谓文化就是边学习边记录，老师在黑板上写，我们就在下面抄，抄一抄，念一念，就这样学汉字。到了1948年夏天七八月份就开始正式学文化了。我在华北军政大学一直学习到1949年。”

1949年9月，刚刚20岁的田富达，作为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会的5名代表之一出席了在北平召开的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949年10月1日下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典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田富达作为台盟的一位代表和新中国的缔造者们一起登上了庄严的天安门城楼，参加了开国大典。如今和他一起出席一届政协的其他台湾代表都已过世，只剩下田富达仍然健在。掀开共和国的史册，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开国大典的新中国缔造者中至今健在者已是为数极少了。

田老回忆59年前的那一天，仍然难以抑制内心的激动：“开国大典那一天，第一届政协的委员都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大约有600多人登上了天安门城楼；30多万人民群众在天安门广场汇集成人的海洋。３点整，我们就站在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宋庆龄、董必武等国家领导人身后，亲耳聆听毛泽东主席向世界庄严宣告的洪亮声音。

与人大民委有着难以割舍的感情

田老说：“从1954年到1976年我一直在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工作，是专职的民族委员会委员。我学习提高最快的也是在人大工作期间。因为从小家境贫寒，勉强读了小学，到军大以后才学习了文化。到了人大民委以后，我拼命看书，学到了很多东西。那个时候人大有自己的图书馆，可以看书，不懂就请教别人，就这样学过来的。文革时期，人大常委会机关工作人员大都分到外单位，就剩下100多人。剩下的人中仅十来个人留守，其他人都到干校去了。我们不仅到了干校，而且还让我们准备留在农村。我在办公室的柜子里放了很多书。由于每人只能留一个柜子，因此，除了毛选以外，其他的书都当废纸卖了。人大发的文件不好卖掉，就烧掉了，包括笔记本也处理掉了。关于民委文革前工作的文字资料一份都没能保留，这是我最大的遗憾。”

他还讲：“1970年，第一次定下来的四届人大代表的名单里并没有我，而是选了一个造反派的头头；林彪出事后，到了1974年12月，以前定的那个代表名单不算数了。我听大会秘书组同志说，周总理亲自审查全国人大代表的名单。他对照着第三届代表的名单，询问这个人现在在哪？这个人怎么样了？一个人一个人地过。由于周总理亲自过问，我才连任了第四届人大全国人大代表。粉碎四人帮后的1976年，我从全国人大调到台盟工作。”

田老调到台盟工作以后，仍然当选为第五届至第八届的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委员。他连续担任了44年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委员，是全国人大历史上专门委员会委员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位。从谈话中，记者感到他对人大民委有着难以割舍的感情。他说:“这么多年来，每到春节我们一届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的老人都要聚一聚。除了底润昆我们见面很少，开会的时候能见到。黄建东、崔健行、藏冬和、李淇……大概有十来个人，我们以前经常在一起，这两年大家年纪越来越大，人也越来越少，就没有再聚成。今年我准备把他们几个请到我家聚一聚。”

采访当中，田老的夫人一直伴在左右，虽早已过了古稀之年，但仍可依稀看得出她年轻时的风采。她的祖籍也是台湾，是旅日归侨，20世纪50年代初回到祖国后先在北京华侨补习学校学习，后来在国家旅游局工作。田老喜欢打台球，打桥牌……他的夫人喜欢游泳。退下来以后，两位老人经常到万寿路俱乐部游泳、打球、健身。经过了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两位老人相濡以沫，过着健康、丰富、充实的晚年生活。

田富达简历

1929年出生，高山族，台湾新竹人。1947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49年毕业于华北军政大学。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国家民委委员,全国人大民委委员,台盟总部第一届理事,台盟第二届、第三届副主席。是第一届至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届至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