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文化互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前提

    2013年9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时提出了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2013年10月5日，总书记在印尼国会发表演讲时又提出了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2015年3月28日，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正式拉开了“一带一路”建设的大幕。

    “一带一路”建设有五个重点，也称五通：政策沟通，它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保障；设施联通，它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域；贸易畅通，它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内容；资金融通，它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民心相通，它是“一带一路”建设的社会根基。但五通要通畅无阻，必须要“语言互通”，它贯穿于五通全线，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必要前提。

    “一带一路”沿线共涉及国家64个，贯穿亚、欧、非三大洲，占世界224个国家和地区的29%，语言近60种，涵盖了世界九大语系的不同语族和语支。其中，占比大于0.25%的语言有26种（占前10位的语言为：英语、中文、印地语、印尼语、阿拉伯语、乌尔都语、俄语、孟加拉语、波斯语、越南语）；在沿线国家中，有50种左右的语言为官方语言，大部分国家从法律上讲都以单一的官方语言为主，只有东帝汶、菲律宾、新加坡等12个国家采用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的官方语言。需要注意的是，除了英语之外，以阿拉伯语作为官方语言（或之一）的国家最多，共有14个，主要集中在西亚和北非；以俄语为官方语言（或之一）的国家有4个，而通俄语国家为12个。另外，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高，汉语在沿线国家也日益受到重视。

    语言问题须臾不可离开，但并未引起国家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我们认为，语言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前置要素，需要先行，“一带一路”建设必须首先完成语言战略的构建，必须要在语言规划、语言安全、汉语传播等方面有所作为。

语言规划

    目前，在与我国建交的175个国家中，至少涉及95种语言，而我国开设语种最多的北京外国语大学也就有67种语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如果算上区域内的少数民族语言可能达到200种左右，涉及的官方语言也有近60种，而目前我国高校教授的相关语言仅20种（依据我国2010—2013年高校外语专业招生统计），其中，“一带一路”小语种的在读学生不足100人，这显然跟不上当前国家的需要。为此建议：

    1.语言发展需要国家战略。美国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在“国防教育法”中将汉语、俄语、朝鲜语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语言列为重要外语，资助并鼓励大中学生学习。“9·11”恐怖袭击发生以来，美国从国家战略高度出台“关键语言”战略，政府和军方更是斥巨资支持各大高校对危及“国家安全”的语种课程学习。仅哈佛大学就能开设90个语种课程，该校非洲研究拥有24种非洲语言课程，其中很多语言的名称在我国少有耳闻。据统计，目前美国大学拥有270种语种的教学能力。此外，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等国家的部分高校都具有开设上百个语种课程的教学和研究能力。中国是一个世界大国，但却始终未见有关国家的语言政策出台。比如，以中学为例，上个世纪50年代，中学外语教学中英语与俄语的比例大约为1:9，到了2001年，英语与俄语的比例居然逆向偏差为198:1，时至今日，这个比例的偏差可能更甚。

    语言的发展不能完全不靠理智引领或者完全由“市场”来决定，治国理政需要从顶层来设计语言、研究语言，需要国家战略宏观指导。

    2.语言发展需要培养非通用语种人才。我国的非通用语（小语种）概念一般指英法俄西阿德日7个语种以外的所有语言。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除了阿拉伯语之外，其他语言几乎都属于非通用语种，而我国高校（包括综合性大学的外语学院）教授的外语主要是以上7种通用语，外国语大学的非通用语种也多集中于传统的欧洲发达国家语言，非通用语种人才匮乏一方面直接影响了“一带一路”大战略的推进和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另一方面由于各种信息大多通过英语等通用语种转译，因此很容易受到西方话语体系的误导，对我国文化对外传播、话语权竞争、核心利益表达等方面造成伤害。所以，国家应鼓励高校，尤其是外国语大学合理有序、错位互补地开设“一带一路”沿线非通用语语种，特别要加大对东亚、中东欧、中东以及非洲四个区域非通用语种建设的力度。

    3.语言发展需要国家支持。非通用语种建设面临的主要困难有三方面：一是师资严重匮乏。非通用语人才本来就少，而且多数集中在本科学历层次。当前，事业单位的人事编制管理大都是“退一进一”，且学历门槛为硕士、博士，导致学校难以招聘到急需的非通用语种师资。二是人才培养经费紧张。非通用语招生人数批量小，办学成本高，而聘用师资和外教的费用不菲。三是高考政策束缚。外语人才的培养需要“早选苗，精培育”，非通用语人才的培养更需如此。最优的途径是打通高中与大学人才培养的立交桥，按照“3＋2＋2”模式贯通培养，即前三年在指定高中学习“英语＋非通用语＋通识教育”等课程，高中毕业后保送到外国语大学学习两年“英语＋非通用语”，然后送到语言对象国进行为期两年的对应语种学习。但现在全国还缺乏非通用语种保送、贯通培养的招生政策。由此来看，非通用语种建设亟须国家不拘一格选人才，设立非通用语人才专项培养经费，制定非通用语人才特殊招生政策。

    4月15日，张德江委员长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立陶宛访问期间，参观了维尔纽斯大学，并同该校孔子学院师生互动交流，勉励大家积极参与中立友好事业。摄影/李涛

语言安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它是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涉及政治、国土、军事、经济、文化、社会、科技、网络、生态、资源、核及海外利益等多个领域。其中，文化应包含语言，语言安全问题切不可忽视，甚至可以把语言安全视为最核心的安全领域之一。

    语言安全是指语言文字及其使用能够满足国家和社会稳定、发展的需要，不出现影响国家、社会安全的问题。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来看“一带一路”建设中的语言安全问题。

    一是内源性语言安全问题，主要是指“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我国国内拥有的、涉外语言能力问题，涉及语言资源和语言水平方面。从资源来看，我国目前开设的外语课程至今还没有完全覆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主要官方语言，外语语种资源明显不足。从水平上看，我们的人才培养水平参差不齐，尚缺乏三种人才：精英人才——精通外语，懂得国际规则，熟悉对象国法律、经贸、科技、金融和文化等多领域的高层次国际化人才；复合人才——“复语型”“专业加外语”的复合型国际化人才；行业人才——国际基建、能源、航空、铁路等征战和关键领域的懂外语行业人才。

    二是外源性语言安全问题，主要是指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走出去”所面临的语言障碍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已经成为我国企业国际化战略的“短板”。近些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跨国并购势头很猛，但往往面临文化和语言的障碍以及文化认同障碍，大大降低了中国企业的期望值和行为的有效性。

    三是双源性语言安全问题，主要是指发生在我国边疆区域（特别是民族自治地区）与周边国家的跨境语言安全问题。目前，我国与“一带一路”周边国家跨境分布约50种语言，这些语言可能一部分存在着族群内部语言文化的高度认同，也有一部分由于不同国家语言文化认同的问题存有一定差异，所以以往那种以境内语替代境外语的跨境识别观念亟待摒弃。因此，双源性语言安全问题的主体往往是双重的，甚至是内外联动的，它与国际关系和民族问题相互交织在一起，牵涉到内政外交工作。

    3月20日，由中国公共关系协会、陕西省旅游局、渭南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特邀中国青年报社协办的“2017‘一带一路’年度汉字发布”活动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摄影/任海霞

    四是多源性语言安全问题，主要是指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对那些语言的发生源和问题属性不确定的语言使用以及影响的关注，如何运用它们为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服务的问题。多源性语言问题较为复杂，具有交互性和复杂性，呈现出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交叉互动、自然与人为因素交叠共生、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相互冲突、虚拟空间与现实世界时空交错、常态与非常态危机交替转化等特征。

    国外近五十年语言安全研究的演进历程表明，语言安全不仅指语言本身使用、地位和身份认同的安全，也关涉到语言对于国家安全、政治稳定和社会发展等语言外部性问题。为此，对我国语言安全战略的对策和建议如下：

    1.语言安全战略研究。启动跨文化语言安全战略研究，开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文化现状调研，重点考察和监测其潜在的安全风险，例如语言纠纷、语言冲突及重要语言舆情事件，切实提高战备预见性。2.多元安全风险信息和案例库。建立健全基于多语种语言的案例风险信息和案例库，及时发布和提供语言案例信息和预警信息。3.跨境语言资源。高度重视跨境语言资源，安排专门机构从理论和实践角度研究跨境语言，开发利用跨境语言技能，牢牢掌握跨境语言的话语主动权。4.应急和救援机制。建立国家语言案例应急和救援机制，在各高校设立应对语言案例风险的语言服务志愿者团队，减少中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因语言障碍带来的沟通不畅问题。5.媒体语言监测和研究平台。建立媒体语言监测和研究平台，重视“一带一路”跨国网络空间语言舆情监测，特别需要重视基于社会化媒介的语言舆情监测和语言信息技术案例问题。

汉语传播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之相适应的语言环境也发生了较大变化。但我们的语言观念尚有一些模糊之处：一是对语言转型认识不足。当年我国改革开放的主要特征是外国资本和企业走进来，而“一带一路”建设的主要特征是我国资本和企业走出去。换言之，我国已从“引进来”向“走出去”转型，从“本土型”向“国际型”国家转变。此时就不能固守先前那种观念——外语学习的目的主要是在本土应用外语，而要考虑把外语学习应用于国际市场，同时把汉语推向国际通用化之道。二是对人才培养的双向性取向不准。多年的外语教育使我们已经适应培养自己的外语人才，但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投资国与被投资国的语言人才会双向流动、内外联通。因此，除了我国要培养供需对路的语言人才外，还应该认真思考如何满足被投资国对汉语学习的需求，就像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对学习外语那样的渴求。三是对汉语走出去的传播性存有思想偏差。随着国力的上升、文化的复苏，人们逐渐认识到汉语国际传播的重要性，但随之而来的浮躁性也不能忽视。

    汉语国际传播是国家语言能力的体现，国家应从战略高度，加强顶层设计，要明确把汉语国际传播纳入“一带一路”愿景和行动计划。汉语国际传播不能一蹴而就，需要有序多维推进，主要路径有国内高校专业培养、国外设点专业培训、企业员工外语养成、孔子学院汉语推广。截至2016年7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拥有孔子学院的数量仅占孔子学院资源总量的25%。因此，就“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合作格局而言，应该调整孔子学院的战略布局，使其与“一带一路”战略相吻合。同时，孔子学院应加大汉语传播的力度，其汉语国际教育不仅要关注普及型人才的培养，更应满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高端、复合型人才的的需求，培养既懂汉语又懂专业的复合型人才。

    （作者系中央编译局国家高端智库〔中央文献翻译与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研究方向〕核心团队成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天津外国语大学副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