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2016 年11 月11 日，第七届中国( 芜湖) 科普产品博览交易会在安徽省芜湖国际会展中心开幕。

高科技机器人携各自功能技艺闪亮登场，成为本次展会亮点。摄影/ 中新社记者 李青松

最近，打印机领域的竞争态势又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源起于一种叫墨仓式打印机的创新。墨仓式打印机，是支持大容量墨仓，可实现单套耗材超高打印量和极低的打印成本，而且用户可以享受到含打印头在内的原厂整机保修服务的一种全新的打印机品类。

中关村在线（北京）报道：墨仓产品让爱普生赚的盆满钵满，爱普生这种思路的转变居然惠普佳能有两三年没跟上，让爱普生在中国市场都成了第一。

创新驱动意味着发展动力的切换，是转型大计

创新的价值绝不仅仅只是影响企业间的竞争。

2010 年起，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开始下行。个中原因，除了以往常见的周期性因素，更主要的是结构性因素：产能过剩，还有背后的一批僵尸企业；房地产库存积压，主要集中在部分二线和大部分三四线城市；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高杠杆，致使需求侧主要动力——投资的增速大幅度下降；同时，外需持续不振，出口的增速大不如前，从而拖累经济增长。

由此，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陈宪分析：中国经济需要寻求新动力。短期的动力可以来自刺激政策，但不能长久，亦会造成新的问题，特别是在经济下行和面临深刻转型的当下。那么，中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来自哪里？他最终的答案是：“唯有创新。”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国际货币研究所副所长向松祚分短期、中期和长期三个层面对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风险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从短期看，信贷扩张正积累巨大风险；从中期看，应当警惕全要素劳动生产力持续暴涨；从长期看，原创性科技创新不足，才是中国经济最大的困境。他说：“我们不要把希望寄托到短期的货币扩张和信贷资本上去，唯一的希望就是原创和科技创新。”

与陈宪、向松祚稳增长的切入角度不同，中国科学院光电技术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魏全忠的分析更侧重于创新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作用，他认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途径。

他说：“中国长期依靠物质要素投入推动经济增长，经济发展方式以粗放型为主，属于由投资带动的要素驱动阶段，科技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率偏低，生态环境的瓶颈制约非常严重。这种增长方式不可避免而且正在遇到资源和环境不可持续供给的极限，造成产业大多仍然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经济发展缺乏可持续性。”

他的结论是：总体来看，应对气候变化、粮食安全、能源安全等全球重大挑战，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我国必须增强国家创新能力，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积极参与国际经济科技新秩序的重构。

几位学者虽然分析的角度不一样，但都同样说明了创新发展的最根本特征：创新发展是依靠知识资本、人力资本和激励创新制度等无形要素实现要素的新组合，是创造新的增长要素。它不仅可以通过创新解决长期增长中的要素报酬递减和稀缺资源制约问题，而且为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提供可能。创新同时作用于发展的质与量，确实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创新是全面的创新

发展应该是全面的发展，那么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创新也应该是全面的创新。可是，长期以来，科技界、产业界所讲的创新大多是指科技创新，主要集中在新技术、新产品、新组织、新业态几个方面。

这是一个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期，某国空军和降落伞制造商之间的真实故事。当时，降落伞的安全度不够完美，经过厂商努力改善，使得降落伞的良品率已经达到了99.9%。应该说，这个良品率对现在许多企业来讲也很难达到，但是该国空军却对此公司说了“不”,他们要求所交降落伞的良品率必须达到100%。于是降落伞制造商的总经理便去飞行大队商讨此事，看是否能够降低要求。因为厂商认为，能够达到这个程度已接近完美了，没有什么必要再改。当然该国空军一口回绝，因为品质没有折扣。最后，该国空军想出了一个微小创新，后来叫“降落伞规则”：军方不再考察合格率了，调换角度改变了质量检测的制度，决定在每次交货的降落伞中随机挑出一两个，让厂家最主要的负责人亲自从飞机上往下跳。结果呢？奇迹出现了，不合格率很快降为零。

“降落伞规则”告诉了我们制度创新的重要性。因此，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工程院原院长徐匡迪说：“创新驱动是实现新常态的关键。这个创新不仅是科技创新，还包括制度创新。”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创新，让创新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还提出了七个创新重点领域——培育发展新动力、拓展发展新空间、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构建产业新体系、构建发展新体制、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方式，描绘出了未来五年我国创新发展的蓝图。

中共广州市委党校副校长、研究员丁旭光解读这份蓝图时说：“事实上，对于目前的中国而言，不仅是科学技术要创新，理论、制度、文化等各方面都要创新，在社会治理、政府治理、市场治理等方面也需要创新。五中全会提出的创新，就是全方位、各领域、全覆盖的全面创新。”

要重视市场机制的作用

2 月22 日，一则新闻引起了人们的强烈关注。新闻报道：根据乘联会数据显示，2016 年红旗H7 累计销量4120 辆，反观其他国产汽车，哈佛H6 单月销量达8 万辆，形成鲜明的反差。而另一让人感到形成强烈反差的层面是投入的研发费用。据悉，红旗项目启动以来，研发团队人员达到1600 人，累计投入研发费用52 亿元。“十二五”期间，一汽再投入105亿元，进一步提高红旗产品的研发能力，如今红旗的这105 亿资金也已经消耗殆尽，而红旗给市场只交出了一份年销量4000 台的答卷。

这则新闻之所以能引起人们强烈关注，除了红旗轿车在人们潜意识里有“国车”的称号外，更主要的是涉及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在创新驱动战略中，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到底如何处理？

回答这个问题，陈宪教授认为首先应当界定清楚产业政策的概念。他说：“所谓产业政策，一定是指对某一类产业优先发展的支持政策，既有政策目标，也有政策手段。从这个意义上看，产业政策就需要谨慎一些了，尤其在市场能够发挥配置资源作用的领域更为如此。这里有两个绕不过去的问题，而且经常被人们提及。一是信息对称的问题。产业发展的方向、产业结构的演化是能够被预见的吗？答案是否定的。一时间产生的产业短板，能够靠产业政策修复吗？也不太可能。因为政策都有时滞，不等政策发挥作用，市场的作用可能已补齐短板。这样的例子不少。二是扭曲市场的问题。推动某一类产业发展的产业政策，都是有‘含金量’的，这就必然驱使企业从中获取资源和利益。所有创新的努力可能都不及这个来得快。这就像资产价格过快上涨一样，扭曲了激励的方向。这对于创业创新的杀伤是巨大的。”

陈宪教授认为，考虑到这两个问题以及中国现阶段的法治水平，对于“双创”而言，公共服务和实现这些服务的平台可能更加重要。他说：“过往的经验是，产业政策的扶持对象往往是特定产业中的国有企业、大企业，而极少惠及‘双创’。创业创新需要好的市场环境、生态系统，政府应该在这些方面多做一些努力，并将自己从产业发展的具体琐事中抽离出来，在竞争性产业中更应如此。”

陈宪教授认为，实施创新战略应当更加重视市场机制的作用。其实，这一直也是产业界、一线科研者的呼声。

中国科学院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中科创星原始合伙人米磊说：“作为一名普通的科研工作者，我深知科技创新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之大。但科技创新的原动力在哪？提供科技创新的推动力量又是什么？我认为，科技创新的原动力一方面在于人类对于未知事物无限的求知欲望，另一方面在于市场力量对于科技成果转化的迫切希望。市场化、产业化是推动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我国人口红利将逐渐消失，随之而来的机遇将是‘科技创新红利’。科技创新的成果产业化也将肩负起我国发展的主要任务。但目前的客观情况是，我国绝大部分的科技创新力量都集中在体制内的科研院所和大专院校。科技创新得不到市场的有效反馈，无法有力调动市场资源，研究成果的市场转化率低。科技创新是一个积累的、试错的过程，需要巨大的投入，如果将这样的投入和前景不明的创新交给市场，将得到更高效的资源配置以及对于创新成果更高效的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