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十周年“十大建筑”的政治表达

    每逢重大的历史更迭，城市的建筑和格局都会出现新的变异，新中国建立初期的首都北京更是如此。

作为国庆十周年献礼工程的“十大建筑”

    1958年8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为迎接即将到来的建国十周年，决定在北京兴建一批公共建筑作为国庆献礼，以展示年轻共和国所取得的成就。时任北京市市长的彭真表示，虽然建国以来北京建立了许多工厂，但它们都是生产物质的，同样也需要建设几个生产精神的工厂，用它们来统一全国人民的意志，显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全国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干劲，鼓舞和动员人民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其重大意义不亚于建设生产物质的工厂。

    同时，中央的这项决定也与当时的政治气候密切相关，曾参与人民大会堂设计的著名设计师张镈先生后来回忆道：“此时‘大跃进’之风已经鼓动起来，而中苏关系却趋于恶化，赫鲁晓夫在自夸其‘土豆烧牛肉’式的共产主义同时，大肆攻击中国的‘大跃进’搞糟了，‘穷得没有裤子穿’。”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庆献礼工程的启动也是新生的人民政权证明自身实力的举措，是一项政治产物。

    北戴河会议之后，相关工作迅速展开。1958年9月5日，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万里召集千余名建筑工作者开会，传达了中央关于筹备庆祝建国十周年的通知，要求在建国十周年到来之前，改造好天安门广场，建好人民大会堂、革命博物馆、历史博物馆、国家剧院、军事博物馆、科技馆、艺术展览馆（即北京美术馆）、民族文化宫、农业展览馆,加上原有的苏联展览馆（即北京展览馆）。这就是最初确定的“十大建筑”。

    在一些建筑开工后，原有的计划发生了比较大的调整。考虑到当时国家财力有限、工期紧张以及各种其他困难，十个项目如果同时上马，注定一些工程无法按期完工。在此情况下，凸显文化功能的科技馆、美术馆、国家剧院缓建，革命博物馆与历史博物馆合并为一馆。而当时在建的钓鱼台国宾馆以及更具现实应用功能的华侨大厦、民族饭店、工人体育场、北京火车站代替前述推迟项目，成为最终确定的国庆献礼“十大建筑”。

    从1958年9月确定国庆工程的建设任务到1959年9月国庆十周年前夕，“十大建筑”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建成竣工，可谓史无前例，成为中外城市建筑史上的一个奇迹。

“十大建筑”的政治表达与精神意涵

    十大建筑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都北京第一批大规模的建筑项目，作为具有政治象征和纪念性的公共建筑，其附着的丰富内涵早已超越了单纯建筑物本身所承载的功能。

    十大建筑中的一部分集中在天安门广场附近，尤其是人民大会堂、革命历史博物馆就坐落在广场之侧，与人民英雄纪念碑、天安门城楼比邻呼应，构成了既具浓郁中国特色又焕发新时代特征的“天安门广场建筑群”。在国人心目中，天安门广场从来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建筑或地理名词，而是与历史、政治、革命等宏大叙事联系在一起。而“天安门广场建筑群”既有深厚的政治气息，又蕴涵着深刻的民族主义情绪，通过这种独特的表现方式塑造了新中国政权的政治合法性。建国初期的这一大手笔具有极强的典范意义，直到今天，会堂和广场依然占据着很多城市的核心区域，成为当地最具政治象征意义的公共场所。

    对于十大建筑，国人对它们的需求不仅是物质方面的满足，还包括精神方面的渴望。十大建筑的设计理念隐含着强烈的意识形态与政治功能，同时也体现出一个国家的制度安排。以最具代表性的人民大会堂为例，当时中央对此寄予了很高的期望，希望它从内部结构功能到外部建筑形象，都要反映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反映中国人民的英雄气概，反映新中国十年建设成就，反映中国悠久文化和辉煌建筑艺术。彭真曾定义，“万人会堂就是一座政治工厂。”他在阐述设计方针时指出，大会堂的设计思想是要继承发展我国建筑的风格和传统，要同天安门、故宫、正阳门、前门相统一。在封建时代，皇帝搞的建筑，体现他的“唯我独尊”。在资本主义国家，资本家搞的建筑大部分采用拜物教的建筑手法。

    而社会主义祖国首都的大会堂的设计思想要体现“以人民为主”“物为人用”“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要使工人、农民一进大会堂，不仅感觉到庄严雄伟，同时也感觉到自己就是建筑物的主人，还要同时感到它平易近人，不能使人走进大会堂像是走进故宫那样有压抑之感。周恩来则要求大会堂的寿命起码要比故宫、中山堂长，不能少于350年。

    人民大会堂占地15公顷，总建筑面积17.18万平方米，比明清两代经营了数百年的皇宫总建筑面积还大。其工程结构之复杂、建设标准之高、工艺之多、施工速度之快，堪称当时国内之最。大会堂作为我国最高权力机关的所在地，是制定国家大政方针及政策的政治场所，是国家政治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因素。与此对应，大会堂采用大跨度、穹窿顶、无立柱结构，可满足一万人同时开会，并确保每个角度均可看到主席台。每年的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在这里举行，人民有了自己参政议政的物质空间。

    在注重“十大建筑”政治意涵的同时，国家仍然十分强调其现实的应用功能。在1958年9月周恩来主持的一次讨论国家剧院设计方案的会议上，时任铁道部部长的吕正操提议能否建设一座新的火车站，作为首都的大门，以代替已十分破旧的前门火车站。这一提议受到会议参加者的大力支持，最终在周恩来的批准之下立项并于1959年9月竣工，成为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现代化铁路客运站，跻身于“十大建筑”名录。怀有朴素情感的人们大多要通过这里进入北京，从而“到毛主席生活的地方看一看”。而国家剧院的最终建成已经是近半个世纪之后的事情了。

    工人体育场能够进入“十大建筑”也是由于其独特的功能，它是建国初期少有的几处能够承载万人狂欢的场所。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在这里召开，此后有多次全国或国际性重大体育比赛都在这里举行。工人体育场承载了社会变迁所凝聚的众多历史记忆，并且超越了体育的范畴。体育场建成20年后，邓小平选择在这里以观看足球比赛的方式宣告着他的再次“复出”，从而走上了改革开放的新征程。1990年，“亚洲雄风”的歌声渲染着20世纪90年代的国人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心声。中国职业化足球进程开启之后，工人体育场的国家属性逐渐被淡化，成为北京球迷的“足球圣殿”。

“十大建筑”的美学特征

    “十大建筑”总面积超过67万平方米，集中了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及智力，采取边设计、边备料、边施工的模式，通过统一指挥调动，各个环节紧密配合，在10个月内高质量地建成。自此之后，北京再也没有这样在极短时期内集中涌现如此之多的带有标志性意义的建筑体。

    “十大建筑”是特定时代的特定产物。虽然正值1958—1959年国家“大跃进”时期，但无论从建筑质量还是从建筑美学的角度，它们都经受住了时代的考验，在设计、用材、工艺等方面都十分考究，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早已成为经典作品。“十大建筑”全部由中国本土建筑师、设计师设计，风格多元，兼收并蓄，在钢筋混凝土的外表下，营造出独特的美学特征，开启了中国本土建筑设计对民族化探索的最初步伐。

    仍以人民大会堂为例，其总体上采用西洋古典主义风格，西侧入口的立柱模式则吸取了许多中国传统建筑元素，对柱间距离按照中间大、两边依次递减的方式排列，更加体现出秩序感。外墙选用明朗的淡黄色，屋檐和台基采用简洁明快风格，强调庄重感，衬托整个建筑物的磅礴气势。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采用苏联模式，将中国传统纹饰与大面积的铜质相结合，以装饰材质的硬度与粗犷体现军事的刚烈气息，整体上突出威严感与严肃性。民族文化宫整体建筑呈“山”字形，主楼13层，似一座高塔位于中间，东西两侧翼楼环抱，顶部冠以孔雀蓝琉璃瓦，造型别致。全国农业展览馆也采用了当时已经被批判过的造价较高的大屋顶模式。

    “十大建筑”是集体性创造的结晶，总体的设计方针是要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群策群力，集思广益。除了组织北京的34个设计单位外，还邀请了上海、南京、广州、辽宁等省市的数十名建筑专家，进京共同商议，一起设计，对各项工程先后提出了400多个规划设计方案，最后上报中央。由于很多重点项目的设计方案最后都由周恩来亲自拍板，所以，周恩来被称为“国庆工程的总设计师”。

    但正是由于其集体性的特点，决定了作品的折衷性，而且当时的政治生态也不允许带有“冒险性”的个体创作。不过，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建筑的表现形式方面，创作思路基本是自由的。周恩来提出了“古今中外一切精华皆为我用”的创作方针，为建筑师在思想上松绑，解除顾虑。万里也在国庆工程千人动员大会上鼓励建筑师们要敢想、敢干，大胆创新，不拘一格，在保持高度艺术水准的情况下，要敢于打破一些条条框框。在当时受到西方政治经济封锁的条件之下，不仅艺术形式及创作思路有所展开，在相关建筑新技术上也有所突破，体现了中国的建筑精英在当时条件之下的可贵尝试。

    总体而言，十大建筑作为社会主义新时代的象征，具有鲜明、开朗的建筑风格，从而显得十分庄重。它们宣示着新生国家政权的权威，表达着独特的美学特征，是国家意志、政治景观与公共记忆的凝聚体。十大建筑不仅是现代中国建筑史上无法超越的奇迹，而且已经超越了单纯的建筑史范畴，成为现代中国政治史的重要内容。

    （文/王建伟 作者系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