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水：水利现代化的法治保障

四川都江堰。图/视觉中国

    兴水利，除水害，历来是治国安邦的大事。几十年来，新中国开展的气壮山河的水利建设，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新形势下，国家对水利建设愈发重视，严格遵循水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管水治水。

    今年5月至7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实施情况进行了检查。8月29日，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吉炳轩作水法执法检查报告并提请会议审议。常委会组成人员认为报告以促进水利改革发展为切入点，围绕建设、投入、管护、产权制度改革等重点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建议，应该加以落实。同时报告也总结了实践中贯彻水法的不足和面临的主要问题，为今后的工作指明了方向。

    增强水忧患意识

    鲧禹父子治水、李冰父子治水……自古以来，中华民族有着善治水的优良传统。由我国的国情水情决定，爱水、治水、管水、保水是中华民族的长期任务。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水资源贫乏的矛盾更加突出，水对经济安全、生态安全、国家安全的影响更加突出。“所以，我们要强调不断增强全民的水忧患意识和水危机意识，从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高度，重视做好水安全工作。”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主任委员陈建国说。

    认真贯彻水法，把水利建设纳入法治化轨道，是走中国特色水利现代化道路的坚实保障。目前，我国的水法律法规体系基本建立。其中，水法制定于1988年，2002年重新修订颁布实施，其后在“打包修法”中有个别条款修改。“时间跨度确实很大，管理体制、生态安全、开发利用、法律责任等很多方面的规定，已无法适应当前形势发展需要，基层在监督管理、协调配合、执法实践等方面，确实面临很多问题。”对此，车光铁委员建议针对改革发展形势需要，尽快启动水法修订工作，切实将近年来我国水利制度建设的成果法制化，为加快水利改革发展提供法治保障。

    依法治水离不开全民法律意识的提高。罗亮权委员认为，要加大水法律法规的宣传工作：要坚持广泛性宣传，增强知晓度，通过宣传沟通加强部门合作，提高执法效能；要坚持典型性宣传，利用媒体将典型的违法案件传播从而警示众人；要坚持持久性宣传，既要常抓不懈，又要采取喜闻乐见、引人入胜的方式宣传，使之效果明显。

    健全水利投入增长机制

    从执法检查报告可以看到，近年来全国财政水利投资总量逐年增加，年均增长12.5%。“但是与我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的地位还是不相适应的。从现在的水利情况来看，大量水利工程难以得到修复，节水措施建设进展缓慢，水污染治理任务艰巨，饮水安全问题突出，水利配套设施不健全，这些都要有一定的投入才能解决。”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胜俊指出，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公共财政主渠道的作用，进一步健全水利投入稳定增长机制；另一方面还要积极拓宽投资融资渠道，引导和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农田水利建设，同时还要通过多种方式引导和组织人民群众参与农田水利建设，加快推进现代化农田水利建设，以适应现代化农业发展的需要。

    进一步加大农田水利建设的投入，是常委会组成人员审议报告时普遍提出的建议。“我算了一笔账，‘十二五’期间国家在这方面投入的资金一共是4264亿元，按五年算下来，每年只有852亿元，如果按31个省平均计算，一年一省只有27.5亿元，如果按照2800个区县计算，一年一县平均只有3000万元。这3000万元资金，光是维修中小型病险水库都不够，就更难有钱投入到基层搞村一级的水利建设了。”欧阳淞委员说。他认为，国家在各方面都要用钱，既然水这么重要，还是要把水利建设的投入在目前的基础上再加大一些，以进一步保障好农业的命脉问题。而且这个投资是最有效益的投资，是最能启动有效内需的投资，也是最能使广大农民有获得感的投资，应该在国家财政预算层面有足够的安排，在新一年的预算盘子中有明显的增加。

    加快水利改革发展

    加快水利改革发展，是关系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长远大计。“很多问题按照老办法是行不通的，只有靠改革寻找出路，才能解决问题。要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加快水行政管理体制、水资源管理体制、水利投融资机制、水利工程建设和运行管理体制、农村水利、河湖管理、水价形成机制、水权、水市场等水利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这些方面必须取得突破，坚决破除制约水利发展的体制机制。”王胜俊副委员长指出，要加快推进水利改革，着力构建有利于水利事业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

    车光铁委员认为，应进一步建立和完善水利工程建设多元化投入机制，加大水利工程建设投融资改革力度，在金融信贷、税收等方面适当给予扶持政策，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源通过多渠道、多方式投资兴办水利项目。另外，建议进一步统筹建立水资源监管联动机制，以流域和区域为重点，统筹整合各方面监管力量，对水资源实行统一规划、统一调配、统一管理，切实保障和发挥水资源的综合效益。

    “建议对小型农田水利设施产权归属问题分类予以明确，并允许以承包、租赁、买卖等形式进行产权流转和抵押贷款融资。针对大型农田水利工程后续管理难的问题，通过确权登记颁证实现‘谁投资，谁所有，谁受益’，鼓励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实现公益性水利工程管护‘物业化’，实现农田水利工程既有人建、也有人管。”列席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甘道明说。

    推进节水灌溉和水资源保护

    我国是缺水国家，当前水资源短缺、水生态损害、水环境污染问题相当突出，社会很关注。“各地各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的有关精神，把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承载力作为刚性约束，贯彻落实到改革发展稳定的各项工作中。特别要坚持和落实节水优先方针，实施湖泊湿地保护修复工程，加快水污染防治力度，统筹山水林田湖治理，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切实解决水安全问题，确保水法的全面实施。”王胜俊副委员长说。

    “就项目而言，最重要的是饮水问题，而重中之重是饮水安全问题。任何一个人，无论贫富，无论社会地位高低，有两样东西都是不能缺少的，一个是空气，一个是水。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设身处地，要将心比心，要带着责任感、带着感情去工作，要建立责任制，把这些地区、这些群众水利问题的解决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硬指标，一项一项地进行排查，一个一个地予以解决，不达目标决不收兵。”欧阳淞委员说。

    刘振伟委员强调，要加大对地下水资源的保护力度。“上世纪70年代开始大规模采用地下水，现在地下水供水量1100多亿立方米，占总供水量的18%以上，超采170多亿立方米。有些超采区地面沉降、海水入侵、土壤沙化，有些地方土壤污染问题突出，由点状、带状向面上扩散，由浅层向深层渗透，由城市向周边蔓延。针对这些问题，建议政府在规划、布局、监督等方面，对超采进行综合治理。”

    针对我国水资源贫乏的国情，推广农业节水灌溉技术显得尤为重要。但是，因旱作覆膜和节水灌溉覆膜造成的“白色污染”问题也比较严重。“现在废旧地膜的回收率总体不高，有的地方如甘肃的回收率能达到50%以上，不少省份的回收率只有20%左右，还有不少省份回收率是空白。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现在地膜标准过于宽松，生产的超薄地膜多，低于国家标准，检测机构工作机制不完善，人工回收劳动强度大，机械化回收在技术上不过关，回收成本比较高，回收渠道不畅等问题已经到了不治理不行的时候了。建议多部门合作，从标准制定、企业生产、质量监管、财政支持以及技术研发多方面共同发力。”刘振伟委员说。列席会议的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委员何东平认为，关键是要把解决薄膜降解作为科研攻关的重大课题。

    （文／本刊记者 张宝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