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监督把脉职教改革

    近期，全国人大常委会启动了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由张德江委员长亲自任组长。执法检查组组成4 个小组，分赴粤、苏、豫、湘、吉、渝、甘、新等8 个省（区、市）进行检查，同时委托其他23 个省( 区、市) 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的实施情况进行检查, 并提供书面报告，通过“全覆盖”的检查，把脉职教法实施现状，找寻发展症结，问计改革方向。

    从1996 年法律通过至今，现行职业教育法已经实施了19 年。在这期间，中国职业教育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探索了灵活多样的办学模式，培养了数以亿计的技术技能型人才，为经济社会作出巨大贡献。

    当前，中国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造经济升级版，促进高质量就业，亟须职业教育提前转型升级。在外界看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在这一关键时间节点开展如此高规格、大规模的执法检查，意在借助强力监督，准确了解职业教育存在的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措施，督促政府加快职业教育改革步伐，为我国建设人力资源强国，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提供有力支撑。

    职教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时间回溯到19 年前，1996 年5 月15日，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于同年9 月1 日起施行。当年的媒体评论称，这部法律的出台是我国职业教育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将职业教育带上依法治教和依法行政的轨道。“职业教育法经过长达7 年努力，数易其稿才得以颁布。”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顾问刘来泉当年曾参与法律的起草工作，据他回忆，该法的起草工作是从1989 年就开始了。当时起草的是职业教育条例，1992 年前已九易其稿。1993 年正式确定起草法律，国家教委正式成立了职教立法小组，领导小组包括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劳动部、中华职教社、国家教委职教中心研究所、中国职教学会等单位。立法小组在职业教育条例的基础上又修改了十三稿，形成了职业技术教育法律（草案）。“颁布的职业教育法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最后确定的法律名称。”刘来泉说。

    此外，给刘来泉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为这部法律的出台所付出的不懈努力。刘来泉说，立法过程中，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组团考察了德国职业教育及其立法情况，法律委和法工委还曾专程赴河北唐山等多地调研县办职教中心。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审议过程中又对职教法草案提出了许多重要修改意见，使这部法律更具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回顾1996 年职业教育法出台的时代背景，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教育室主任对本刊记者说，当时中国正处于20 世纪末，经济发展迅猛，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和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确定了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 绘制了我国跨世纪发展的宏伟蓝图, 提出要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 推进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两个根本转变。他说，在这样的新形势下，职业教育法定位于为中国实现跨世纪发展，培养新型技术人才提供法律保障。

    “1996 年的职业教育法是当时立法机关、政府及社会各界对职业教育认识的集中体现。”刘来泉表示，法律的一个核心内容是根据世界各国的经验和我国的国情, 明确了职业教育不能靠国家包揽, 而应在政府的统筹下, 广泛发动和依靠各行各业、社会各种力量来兴办职业教育。因此, 法律对政府、部门、行业和企业及其他各方面兴办职业教育的职责、义务和权利作出明确的规定。

    不仅如此，该法还对职业教育的外部关系方面有所创新和突破，包括更加关注职业教育特色、明确政府责任、促进社会投入、开放办学、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并举等，“可以说，这部法律的实施有力推动了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为提升劳动者素质，更好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兴国战略发挥了重要作用。”刘来泉说。

    职业教育发展步入“快车道”

    那么19 年来，职业教育法实施情况如何？对此教育部、人保部等相关负责人纷纷表示，“职业教育法是我国职业教育第一部专门法律，它的实施有力促进了职业教育的发展，在提升劳动者素质、促进就业和更好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数字和事实鲜明地体现了这一成效：从1996 年到2014 年，我国中等职业教育招生从488 万增至629 万，高等职业教育招生从46 万增至338 万。2014 年，职业教育招生占高中阶段教育和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分别贡献了38 和19 个百分点。职业院校每年开展各类培训达到了2亿人次。职业教育的发展为提高国民受教育年限、促进就业创业、实现经济提质增效升级提供了重要保障。

    4月13日，以王晨副委员长兼秘书长为组长的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组，在长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学校湘菜学院就职业教育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

    3月26日至30日，以艾力更·依明巴海副委员长为组长的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组，对江苏省贯彻实施职业教育法的情况进行检查。

    4月7日至10日，以陈竺副委员长为组长的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组，对甘肃省贯彻实施职业教育法的情况进行检查。摄影／高勇 

    按照职业教育法的规定，职业教育体系不仅包括职业学校教育，而且包括职业培训。据了解，国家高度重视职业培训工作，提出了“构建劳动者终身职业培训体系”的要求，采取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改革措施，大力推动职业培训工作。1996年以来，围绕就业工作重点，相继组织实施了再就业培训工程、特别职业培训计划等。最近几年，实施了高技能人才振兴计划，开展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等项目，组织实施了高校毕业生技能就业专项行动、农民工职业技能提升计划等，有效推动了职业培训工作深入开展。

    通过全社会各部门的共同努力，职业培训工作取得明显成效，我国劳动者素质不断提高，技能人才规模持续扩大。截至2014年年底，全国技能劳动者达1.57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4136.5万人，分别比2004年提高了80%和122%。

    2014年9月，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曾专程赴黑龙江、吉林和贵州开展职业教育法修订调研工作。调研组了解到，职业教育法实施以来，许多省市结合自身发展情况，坚持改革创新，不断增强职业教育发展活力，探索出了一条适合本地发展的特色职教路径。

    比如，东北老工业基地吉林尝试产教融合，大力开展校企合作，职业院校围绕汽车、石化等支柱产业优化专业设置，根据市场需求订单式培养人才，提高品牌专业服务能力；贵州省始终把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作为实施西部大开发、拓宽就业渠道、解决三农和扶贫问题的重要抓手，不断加大财政投入力度，使职业教育规模持续扩大。

    “显然，在法律的助力推动下，我国职业教育的快速发展，极大地增加了人民群众的受教育机会，有效改善了各行业从业人员的素质结构，为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奠定了坚实基础。”采访中，这成为受访专家和代表们的普遍共识。

    经济新常态下的职教新挑战

    如今，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在经济结构寻求转型的背景下，职业教育被赋予了更加重要的职责与使命。

    “很多新兴产业不断涌现，比如互联网电商、物流，包括微电子等新兴产业的巨大需求为我国职业教育发展提供了内在动力。”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教育室主任表示，这集中体现在我国就业结构性矛盾频现，技术工人常年供不应求上。据全国总工会预测，我国技工缺口至少在2200万到3300万之间。

    不仅如此，在我国新型城镇化加速进行的情形下，提升农民转移就业能力，使他们能够带着知识技能转移为新市民、新产业工人，也对职业教育提出了更高要求。为此，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明确提出“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为新时期职业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召开的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上，就加快职业教育发展作出重要指示。他强调，职业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广大青年打开通往成功成才大门的重要途径，肩负着培养多样化人才、传承技术技能、促进就业创业的重要职责，必须高度重视、加快发展。

    2014年,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提出到2020年，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高等职业教育规模占高等教育一半以上，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类型高校转型。

    其实，不仅仅是中国，放眼全球，将加快发展职业教育作为重振实体经济、重塑国家竞争力的重大发展战略，已经成为世界上许多国家不约而同的战略选择。美国总统奥巴马在2013年国情咨文中专门提到学习德国发展职业教育的经验。韩国、新加坡等亚洲国家，以及俄罗斯、巴西等国家，近年来纷纷增大对职业教育的投入和改革力度。

    “在这样的大形势下，人大监督将目光锁定在职业教育，组织如此高规格、大规模的执法检查，可以说是太及时了。”采访过程中，一些全国人大代表和专业人士纷纷向记者表示，此举正是对中央提出的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贯彻落实，必将推动相关部门以更大的力度发展职业教育，以更大的魄力推进职业教育的改革。

    全面检查，及时回应代表呼声

    事实上，适应新的形势，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正在凝聚成一种自上而下的共识。

    记者了解到，十二届全国人大以来，每年全国人代会都有许多代表就职业教育改革提出相关的议案或建议，其中，希望关于修改职业教育法的呼声最为强烈，仅2014年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期间,就有蒋婉求、王家娟、周洪宇等123位代表提出4件议案,建议修改职业教育法。

    采访中，代表们向本刊记者表示，目前，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还面临着体制机制不畅、资源分散、重复办学、校企合作难以深入等诸多困难和挑战，影响职业教育发展的思想桎梏仍未打破，如何加强顶层设计，及时对职业教育法进行修订等，是下一步改革发展的关键。

    全国人大代表周洪宇长年从事教育和相关研究工作，曾连续多年领衔提出修改职业教育法议案。在他看来，目前我国职业教育“多头管理”现象严重，教育部门与行业协会以及政府其他部门之间缺乏沟通衔接，教育、就业与培训之间相互分离。“这种管理体制影响了职业教育的有效管理，妨碍了职业教育法实施，是阻碍改革的一大障碍。”周洪宇建议通过修改法律，整合政府职能，打破部门界限，理顺管理体制，对职业教育实行统一协调的领导。

    “现在社会上重普教、轻职教的问题仍然很突出。”全国人大代表王家娟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反复强调，尽管职业教育法把职业教育作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教育事业发展的战略重点，但现实中父母对子女受教育程度要求提高，家长都希望子女读大学。“在大多数人的成才观念中，依旧是初中毕业升高中上大学，只有报考无望的学生才进职高。”王家娟无奈地说。另外，在就业方面，社会用人单位对人才录用学历层次不断提高。王家娟表示，现在哪怕一些操作型的技术工种也片面强调要大专毕业以上，不严格执行就业准入制度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这种就业歧视和偏见对中职学校压力加大。”

    王家娟希望能进一步完善职教体系，建立从中职到本科，可读研、博，与普教并行的学历教育体系，让更多的学生选择职校，增加学生数量，改善学生素质。

    全国人大代表蒋婉求认为，校企合作难，是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致命弱点，“从一些学校来看，部分专业课程设置、教学设备较为落后，学生培养与企业要求差距较大，而企业出于经济效益、安全因素等方面考虑，对于接受职业院校师生实习实训的积极性不高。”蒋婉求对本刊记者说，目前，校企合作仍然停留在表面，一冷一热现象较为普遍，没有形成人才培养的协同效应。蒋婉求建议从法律、政策激励等方面全面构建校企合作的长效机制，对政府、学校、企业各自的权利义务进一步明确。

    “这次全国人大常委会对职业教育法进行执法检查，正是对代表呼声的及时回应。”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教育室主任告诉记者，通过这次全面检查，有助于深入了解、掌握职业教育事业发展和职业教育法实施情况，抓住影响和制约职业教育发展的突出问题和法律实施过程中的薄弱环节，分析深层次原因，认真研究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对策，为下一步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以及修改完善法律积累宝贵的经验。

    (文/本刊记者张维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