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以新 ：科研投入不应“重物轻人”

10 月24 日上午，联组会议专题询问中，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回答询问。

严以新委员提出询问。摄影/ 马增科

当前，违规使用和挪用科研经费现象越来越普遍，备受社会各界诟病。

“乱用科研经费，这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却也是不容回避的事实。”长期从事科研工作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副主任委员严以新非常痛心当前国家科研经费使用现状。

当然，他也非常希望这一不被社会公众“待见”的现象能够在政策和制度的约束之下逐步得到改观。

当得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将对国家财政科技资金分配和使用情况进行专题询问时，作为人大常委会委员的他认为这是一个不错的机会，可以在政策和制度制定方面向政府相关职能部门提出意见。于是，他主动要求在专题询问会上发问。

2013 年10 月24 日，专题询问结束之后，他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时表示，近年来国家财政不断加大科技领域的投入，对推动科技进步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科技经费使用也存在许多问题。在大力推进新一轮改革时，“规范科研经费分配和使用，要注重疏堵并举，一方面要大幅提高科研工作人员的收入水平，改变现在‘重物轻人’的做法，让他们有保障有尊严地工作 ；另一方面政府职能部门要转变管理方式，要从制度源头上严格预防经费乱用，确保经费使用愈来愈透明、阳光。”

科研经费屡被挪作他用

近年来，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之下，我国积极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确定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由于对科技创新的高度重视，国家公共财政不断加大了科研投入，但遗憾的是，数目巨大的科研经费，有相当比例没有用到该用的地方去。

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向人大常委会的报告中指出，“在近年的审计和专项检查中，发现不少虚假报销、挤占挪用、违规拨转等违规违纪行为。”而在2013年10 月11 日，科技部部长万钢在国新办发布会上曾坦承当前科研项目经费管理存在的恶性问题，“出现这些问题，我感到很愤怒，也很痛心，更加感到十分的错愕。”万钢部长表示，科研经费都是纳税人的钱，国家的钱，要为之负责，因此绝不容忍科研腐败，“我们有一个知名的环境领域专家违法违纪，犯了错误，还有一个重要省份的科技厅长出现了违纪违法，现在正在审查。”

在严以新委员看来，国家层面查出来的以及媒体曝光的案例仅仅是冰山一角。实际操作上，科研经费“用途繁多”，可报销的名目数不胜数，其中部分转为科技人员的灰色收入。

事实上，总量巨大的科研经费摊开至各个科研机构、各个行业之后，就不是所有的项目都有丰裕的经费作保障。如果有限的科研经费，还屡被挪作他用，真正有多少经费能够用于项目研发则可想而知。

“一项调查显示，科研经费用于项目本身的仅占40% 左右。”严以新委员表示，这说明大量科研经费流失在项目之外，造成巨大浪费。据此比例，他算了一笔账，“目前我国全社会的科研经费投入已经突破1 万亿元，在这中间就有6000亿元没有用在技术研发和创新上 ；国家财政投入达5000 多亿元，就有3000 多亿元用于其他地方。”

“重物轻人”不可取

对于当前科研经费使用普遍存在不合规的现象，严以新委员表示，主要是因为阻碍科技资金分配和使用的根本问题尚未解决。

严以新委员所说的根本问题就是科技分配制度设计不合理与管理不到位，科技经费分配制度“重物轻人”，劳务费与资金费所占比例太低，导致不得不违规作业。

    目前，我国的科研经费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劳务费预算占项目经费总预算的比例应该严格控制在15% 以内，而且只能用作支付项目组临时人员的工资以及咨询专家的费用，正式的科研人员不允许从中支付应有的智力成果收入。

“我们国家在科研经费中安排给科研人员的劳务补助比例特别少。迫于一些实际需要，科研人员不得不违规开支，绕着弯要求报销。”严以新委员告诉本刊记者。于是，科研项目经费常常以各种名目一点点“套”出来，作为人头费补贴给项目组成员。“应该说，科研人员收入较低，与其大量的科研工作付出不相称，是造成科研经费普遍违规使用的最基本原因。”

引发连锁反应的是，由于科研项目经费与从事研究人员的灰色收入密切相连，直接导致科研人员将大部分精力花费在获取更大经济利益上，放在不择手段跑项目和课题之上，用于科研的精力自然不多。而跑项目和课题的过程中，也非常容易产生科研腐败。

严以新委员认为，“科技创新最根本、最关键的要素是人，是奋战在一线的科研人员。他们是科技成果的创造者。从这个角度上讲，科研投入不能只注重科研成果，更应关注科研人员，让他们有保障有尊严地进行研究工作。”

疏堵并举，从源头上减少科研腐败

“规范科研经费分配和使用，要注重两方面问题，一个是疏，一个是堵。”严以新委员向本刊记者表示，时下社会各方对新一轮改革充满期待。顺应改革呼声，国家职能部门应在政策制定和制度设计上进一步理顺财政科技资金分配机制和监管机制，从而在源头上减少科研腐败。

他详细谈到，所谓“疏”，就是希望政策和制度在科研经费分配和安排上，能够明确提高科研人员的收入水平，增加他们的合法收入，“科研人员有了合理稳定的收入，就不会都去想方设法套取项目经费了。”他举例说，美国科研经费的相当比重用来为科研人员发工资和福利，“比如在许多大学教授们有9 个月是拿工资的，另外3 个月的收入是从科研经费中获得的，明来明去。”与此同时，国家在政策和制度层面应支持和鼓励推行多种方式激励科研人员一门心思做学术、搞研究，比如在推动科技成果转化时，就可以让科研人员获得期权、技术入股、股权激励和分红权等多种形式的激励，推动广大科研人员投入到科技创新中去。

所谓“堵”，就是政府职能部门要转变管理方式，在制度设计上要尽可能地做到公平公正公开，切断寻租空间，确保经费使用透明、阳光，才能预防和减少科研腐败。比如应大力强化科研项目经费单位的法人负责制，而不是课题组专家负责制，预防课题组专家随意支取项目经费。再比如，要尽快建立统一的国家科技信息系统并投入运行，实现各部门科研立项、科研经费配置、科技项目验收和监管信息的互联互通、开放共享，提高透明度，避免科研投入重复、交叉。

“科技创新道路漫漫，永无止境。中国不能永远都是世界的加工厂，我们要引领科技创新。”严以新委员希望国家继续加大科研经费的投入，激励科研人员奋发有为，以推动我国各项科研事业快速发展，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严以新委员告诉记者，最近他做的一个国外留学生的调查显示，“外国人到中国来，主要是学习文化、中医等，很少是来学习理工科的，为什么？因为理工科的知识，人家在国外可以学得更多更好。这值得我们科研界深思。”他打趣地说，“什么时候，外国人冲着理工科领域到中国来留学，来做本科生和研究生，那就不错了。（本刊记者／李小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