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民主求实的会议

    我已亲历了20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要说哪次会议留下的印象最深?还是20年前我第一次亲历的六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

    这次会议是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后，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开始起步的新形势下召开的。当时，我国政治安定团结，经济持续发展，广大群众对于按照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充满了信心。但是，改革是极其复杂的、亿万群众参加的探索和创新事业，没有现成的模式可循。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起步不久，由于缺乏经验，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如财政赤字扩大，货币发行量过多，物价上涨，尤其是有人借改革开放之名损公肥私，违法乱纪，引起群众不满。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开好六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进一步统一思想，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同时解决前进中的问题，是面临的重大课题。这次会议的主题是：共商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的大计，巩固和发展好的形势。多年来，全国人大会议是在年中或年末举行。六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改在春季举行，这也是一项改革。这样可以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时讨论、决定一年的国家大计，更好地发挥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作用。

    大会举行前半个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通知我到大会秘书处工作，担任简报组副组长。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工作，对各方面的事都感到很新鲜，留下的印象也较深。至今回忆起来，仍然感到这次会议确实是一次民主求实的会议。

    会前的准备工作

    大会的各项准备工作，在会前一个多月就紧张地进行着。

    1985年3月12日，彭真委员长召集会议，听取各方面准备工作的情况汇报。王汉斌秘书长汇报了关于大会议程、日程的安排意见，大会主席团和秘书长人选名单草案，以及新闻报道等工作。陈丕显副委员长谈了开好会议应注意的问题。会议一一进行了研究。例如，原来说提请审议批准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协议文件不作说明。彭真说，还是要作说明，不能省，不说明怎么讨论?会议就定了由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吴学谦向大会作说明。会议还明确了大会文件（主要是政府工作报告、计划和预算报告等）在向大会作报告时就发给中外记者(中英文两种版本)，不要等定稿以后再发；代表团分组审议时向境外记者开放(可以先开放部分小组)。彭真对代表的吃、住安排也很重视，专门让负责这方面工作的高登榜副秘书长作了汇报。彭真最后说，这次大会很重要，要让代表充分发表意见，开得生动活泼一些，有意见讲出来就比较痛快。我们工作中有什么毛病不讲外国人也知道，怕外国人知道这个理由可以不考虑。十亿人的国家，把大家的意见能听到，就是一个很大成果。听不到，人大、政府就要犯错误。总之，要使代表对许多重大问题展开讨论，集中大家智慧，把问题解决好。

    3月l5日至21日，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十次会议。这次会议主要是为六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做准备的。在讨论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稿)时，委员们在分组会上提出很多意见，涉及改革开放中出现的一些新的不正之风；已制定的法律没有得到很好实施，人大常委会的监督不够有力等问题。彭真召开委员长会议研究，决定延长会期，召开联组会，继续听取委员们的意见。在联组会上，苏步青、熊复、王甫、张珍、周占鳌、袁雪芬等委员发言，揭露了一些新的不正之风的表现，要求人大常委会负起监督的责任。彭真在联组会结束时说，我讲三分钟的话：今天大家讲了很多重要的问题，有一些是体制改革中出现的具体问题，有一些是根本问题。那么，如何解决呢?我看，总的说是必须改革。只要改革的方针是正确的，具体问题就会一个一个解决。至于监督工作，属于党纪的，中纪委去处理；属于政纪的，让政府去处理；属于违反法律的，让“两高”去处理。党纪、政纪、国法，我们人大要都管也管不过来。我们主要管宪法，监督宪法的实施。

    在3月26日举行的六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预备会上，选举产生了大会主席团和秘书长，通过了大会议程。彭真即席发表了讲话。他讲了四个问题：(一)关于监督问题；(二)关于政策与法律的关系问题；(三)关于经济体制改革问题；(四)关于开好这次大会问题。这个讲话没有事先准备稿子，但都是经过彭真同志深思熟虑的，内容既丰富又深刻。其中有关监督工作的问题，显然是对他在常委会联组会上“三分钟话”的进一步阐述。其他几个问题，也都与大会审议的议程密切相关。彭真在讲话最后着重指出，为了开好这次大会，就要充分发扬民主，畅所欲言，实事求是，一是一，二是二，是就是，非就非，有几分成绩就讲几分成绩，有多少缺点就讲多少缺点。在这个基础上，集思广益，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把正确意见集中起来，作出决定。一个坚持实事求是，一个坚持民主集中制，我们就能把事情办得比较妥当，比较好。彭真同志这些语重心长的话，代表们听了，既感到心情舒畅，又感到肩上的担子重大，这无疑对开好这次大会起了重要作用。

    会议比较充分地发扬了民主

    3月27日，六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总理赵紫阳作了题为《当前的经济形势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政府工作报告。这个报告突破了通常的全面报告工作的格式，集中讲了全国各族人民最为关心的问题，即如何把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推向前进，着重提出了进一步改革经济体制的方针、重点和部署，以及解决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一些问题的措施。在3月28日举行的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国务委员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宋平和国务委员兼财政部长王丙乾分别作了关于计划和预算的报告。

    审议这三个报告是这次大会的重点。根据会议日程的安排，用五天时间审议这三个报告。审议中，代表们普通认为，报告实事求是，实实在在，既讲了成绩，也不回避问题，体现了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国务院对进一步改革经济体制所提出的方针和部署是正确的、可行的，对解决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所采取的措施也是适当的。同时，代表们提出了许多批评意见，有些还是相当尖锐的。如政府工作报告中用了“大好形势”的提法，有的代表认为当前形势好是事实，但不要讲“大好”，也不要说“很好”，用“好”字就够了，不要说得太满，中央要带出一个实事求是的好作风。有的代表说，不要头脑发热，改革刚起步就把什么事情都说得很好。去年第四季度出现了一些失误，与头脑发热有关。不少代表对财政赤字增加、货币发行失控、物价上涨过猛意见很大，提出“发行钞票是件大事，去年多发了钞票是谁批准的?财政部和银行负什么责任?”“国务院应对去年经济工作上发生失误的原因作详细说明，否则我们回去无法向人民解释。”许多代表在发言中还揭露和批评了新出现的不正之风。

    中共中央对代表提出的意见很重视。胡耀邦总书记看了会议的简报、快报后说，对不正之风，要放手让大家提，但不是提倡“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要创造气氛，让代表充分发言，不要有什么顾虑。3月30日，中共中央邀请各民主党派和出席人大、政协会议的部分代表、委员座谈，通报了物价改革、工资改革和教育工作的情况。

    4月2日，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开会，王汉斌汇报了各代表团审议三个报告的情况。陈丕显说，会议开得总的说是好的，思想敞开了。大家最大的意见是财政赤字增加，多发了票子，要求国务院作出说明。这也涉及人大职权问题，就是去年大会通过的决议到底有效没有?财政部派了一位副部长到四川团作了说明，一些代表满意了，还有一些代表不满意。我提议开个各代表团负责人会议，主席团成员参加，由王丙乾、陈慕华(时任国务委员兼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作说明，回去传达给全体代表，有什么意见还可以提。其他常务主席都同意这个意见。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副委员长说：钱多花了，不一定不对，但超出预算，国务院应向人大常委会作追加预算的报告。现在有些不同意见、有些反对票有好处。表决方式要改变，改为按电钮(王汉斌解释说，正在请人设计，准备近期就安装电子表决器)。

    4月4日，大会常务主席召集各代表团负责人和主席团成员会议。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到会，王丙乾、陈慕华分别对去年的财政赤字、银行信贷和货币发行问题作了说明，并表示诚恳接受代表的批评。会后传达到全体代表。代表们对此表示满意，认为这样做反映了对代表意见的重视，发扬了社会主义民主，体现了全国人大的监督作用。

    这次大会上，代表们对人大常委会监督不够提出了批评。不少代表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最大不足，就是监督不力。我们立了不少法，但有法不依的现象突出，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问题更严重，人大常委会应当负起监督的责任。“群众反映说，不能光给老百姓定法律，领导干部就在法律之外了。对触犯国法的，不管他是哪一级领导，都要依法治罪。要挥泪斩马谡，不能挥泪斩马夫。”有些代表说，对预算的执行情况要进行经常性的监督，不能只是年终算总账。没有实际措施，监督只是一句空话。各级人大如何监督政府，要有明确规定，要有具体的办法。这次会议上，代表要求加强人大监督的呼声很高，超过了以往历次会议。

    在充分发扬民主的基础上，会议集中大家意见，形成了各项决议。彭真同志对政府工作报告决议很重视。他当时患感冒住进医院，在病床上还对决议草案稿一字一句地推敲。他说，决议要充分吸纳代表的意见，要突出重点，不要面面俱到，不痛不痒，要有针对性。决议草案经过多次讨论修改后，获得绝大多数代表赞成，顺利通过。

    酸甜苦辣简报组

    大会简报是会议的一个窗口。代表们提出的各种意见，要通过简报反映给党和政府的领导人以及有关部门，让他们知道。同时，简报也是代表相互交流的一种手段。简报组有近百人，分为三部分：一部分人负责编简报；一部分人负责编写快报，快报主要是及时反映代表的重要意见、不同意见，让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和国务院的领导同志及时了解情况；还有一部分人分别下到各代表团，同代表团编写简报的同志联系，并直接听取代表的发言，及时反映代表的重要意见。

    会议开了几天后，有些代表对简报提出了批评，认为简报刊登的内容多是表态性的发言，没有将他们提出的意见特别是批评意见如实地登出来。有的代表向简报组提出质问：为什么不登我们提出的意见?有的代表甚至提出改组简报组。3月30日，王汉斌召集简报组负责人开会，商量如何在简报上如实反映代表提出的意见问题。他说，我和丕显同志商量了，有些批评意见，哪怕是尖锐性的意见还是要反映，不要认为讲得尖锐就删掉了。人代会就是要充分发扬民主，让代表畅所欲言，他的发言要求登简报，你不登，这涉及代表的权利问题。王汉斌还讲了两点：一是反映代表的不同意见不等于赞成这个意见，不存在与中央不保持一致的问题；二是报刊报道代表发言要掌握分寸，简报不存在掌握分寸的问题，不会引起副作用。

    于是，王汉斌让把他的意见传达给代表团负责人。接着，陈丕显、王汉斌又召开代表团负责人会议，专门讲了简报要如实反映代表意见的问题。这样做了后，简报有所改进，但并没有根本解决问题。一些代表团的负责人总是不愿意在简报上登不同的意见，尤其是批评意见，怕引起麻烦。我自1985年起，连续搞了十三年的大会简报工作，深感如何办好简报是涉及开好大会、发扬民主、保障代表权利的一个重要问题。但简报总是难以令人满意。简报组的工作真是酸甜苦辣，什么都有。

    我去简报组工作时，王汉斌交给我一项任务，就是把代表提出的意见进行整理，搞个综合材料。会议期间，他又多次向我谈及此事。我根据他的要求，把代表提出的主要意见，按问题分类，整理了一份《六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代表提出的批评意见》的综合材料，约有一万字。经请示彭真同志，他说：这些意见可能有些不够全面或者不完全对，但有参考价值，不论对与不对都应反映给中央知道。于是，4月20日，以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机关党组名义，将此材料报给了中央书记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