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海波：以青年工作者的身份当选代表

    他1938年参加革命，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初在东北地区从事青年团工作，任中共中央东北局青年团委员会副书记，是第一任共青团辽宁省委书记。

    他是第一届至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在担任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和副主任委员的十年间，他参与了义务教育法、教师法、职业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教育法、民办教育促进法等法律的制定，为我国教育立法倾注了心血。

    听说今年90岁高龄的杨老前些日子不慎在家中摔了一跤，住在北京医院。记者专程到医院看望了他。他说，自己除了看电视新闻外，大部分时间是在阅读中度过的。

    到北京参加首届全国人代会

    回忆半个多世纪前参加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往事，杨老说：“我是以全国青年工作者的身份，在抚顺市选区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的。1954年8月，当时是省委的同志把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的消息通知我的。那个时候我才31岁。虽然参加革命十多年了，但去北京开全国性会议还是第一次。到北京可以见到一直敬仰的毛主席，自然非常兴奋，感到特别幸福。我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一直在东北做共青团的工作。东北解放得比较早，共青团的工作也是开展得最早的。当时辽宁共青团的工作主要抓了在青年中开展为社会主义建设立功活动，还广泛动员各界青年积极参加抗美援朝，号召青年参军参战支援前线，鼓励青年参军、参加担架队、参加各种军事运输、修桥补路，培养了一批青年英雄模范人物。可喜的是，在我省共青团培育出的青年英雄模范人物王崇伦、胡兆森也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我所在的抚顺选区一共有7名代表，我们是在安东火车站上的火车。上车的时候，车上已经有哈尔滨等地的代表了。到了沈阳站又上来一批代表，基本上东北的全国人大代表都是坐这列火车。那时还是那种烧炭的车头，比现在慢多了，坐了一天多才到北京。我记得同车的还有严济慈。后来我与严老曾有过一段合作，他担任中国科技大学的校长，我任党委书记。下车以后有大客车把我们接到北京饭店住下。东北的代表基本上都住在北京饭店。安顿下来以后，我接到通知，参加了省委书记牵头在北京饭店开的预备会。刘澜波、李涛等经常要找我协办一些省里的事情，一届全国人代会期间由我负责东北代表团的一些会务和组织代表发言等工作。”

    通过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

    杨老回忆说：“第一届全国人大所有的大会都是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第一次开大会前，中央领导同全体代表一起在怀仁堂门前的草坪上合影。下午三点钟大会开始。当毛泽东和朱德、周恩来等到主席台上就坐时，大家都很热烈地鼓掌。开幕式是毛主席主持的，随后毛主席致了鼓舞人心的开幕词。之后，他宣布大家一起为取得革命胜利而牺牲了的烈士默哀三分钟。会议听取了刘少奇同志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少奇同志这个报告讲了好长时间，我们都很认真地听，并用了几天的时间讨论了这个报告。宪法从法律的高度阐述和确立了：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等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由于新中国成立以后一直是1949年全国政协会议确定的《共同纲领》暂时代替宪法来指导我们的各级政府工作，这次大会最重要的议程之一是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通过了新中国的根本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当宪法通过的时候，我们都很激动。特别是能作为首届全国人大代表行使代表的权利，表决通过这部国家根本大法是一件多么神圣的事。这是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这部法律体现了人民在这个国家至高无上的地位。”

    选举了国家领导人

    “周总理作了政府工作报告。经过会议讨论，代表们一致通过了《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选举工作是最后进行的。是无记名投票选举。那个年代，全国上下都无比热爱毛主席，拥护共产党。毛主席原来就是中央人民政府主席，被选为国家主席是全票通过的。宣布选举结果后，大家长时间地热烈鼓掌。大会选举了朱德为副主席，刘少奇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董必武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鼎丞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都是无记名投票选举的。周总理也得了全票，但不是选举的，当时叫作决定，类似于先提名，然后投票决定是否通过。根据毛主席的提名，决定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这一决定也是全票通过的。后来经过周总理提名，通过决定了几位副总理、各部部长。大会还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秘书长、委员的人选。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法案委员会、预算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和委员人选也在大会上被举手表决通过。”

    分组讨论气氛热烈

    杨老还能清楚地记得开一届全国人代会分组讨论的细节。“一届人代会开会期间，一般都乘大会专车到中南海怀仁堂开全体会。由于人大代表们坐的车都有标志，路上的行人知道车上坐的是自己选出来的人大代表，都会投来尊敬的目光；遇到车多的地方都会非常友好地主动给人大代表乘坐的车子让道。分组讨论都在各自住宿的饭店会议室，有的小组七八个人就在一个稍大点的房间。通常讨论时气氛很热烈，大家发言也都很踊跃。我们都还保留着革命时期的习惯，每人都有自己的茶缸，饭店的工作人员会随时进来倒开水。但要想喝茶的人是要自己掏钱买茶叶的。代表吃饭都是在饭店的大食堂。由于每个小组的讨论不可能同时结束，散会以后，大家拿着饭票自己去打饭，然后就随便找个桌子大家围坐在一起吃。第一届人代会比较有趣的是，会议饭票通用，可以到其他代表团住的饭店去吃饭。有好多代表都趁来北京参加人大会议的机会，抽空看望建国后分散到各个地方、各个不同工作岗位上的老战友和老同事，无论到了哪个代表团驻地都可以吃上饭。我在北京开会期间专门到山东代表团驻地看望了老领导夏征农。”

    一届人代会重视提案工作

    杨老还告诉记者：“第一届全国人大会议期间，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获得了较快的发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国家生活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老百姓对人大代表非常尊敬。当时能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是很高的荣耀。因为是第一届，每个人大代表都报着极大的热情努力学习当好代表。大家积极参与国家重大事项的讨论决策，例如通过国家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决议，关于授权常务委员会制定单行法规的决议等;制定了一系列主要的法律和法令;规定代表每年视察工作两次以上，了解各地情况，倾听群众呼声等。一届人代会也非常重视提案工作。每年大会都要通过提案审查委员会的名单。提案审查委员会要作关于提案的审查报告，通告大会收到提案的件数，并将大会提案和提案审查意见草案提出，请大会审议。记得在第一届全国人大会议期间，由于我当时一直做青年团工作，针对当时国家处于百废待兴时期的实际情况，我和几名代表联名提出了好几个提案。考虑到在当时建大量图书馆的条件还不成熟，我们提出一个在广大基层办青年图书室的提案。那时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需要大量的人才，我们还有一个提案是要求国家加大教育经费的投入，用以鼓励和支持青少年接受教育。”

    雷锋也曾是市人大代表

    杨老说：“大家都知道雷锋是模范共青团员、优秀校外辅导员。但也许不知道雷锋也曾当选为人大代表。1961年5月，雷锋被选为抚顺市的人大代表。于当年7月出席了抚顺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1962年8月雷锋同志牺牲后，共青团抚顺市委和共青团辽宁省委先后作出了在全市、全省的青少年中开展学雷锋活动的决定。我那时已担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分管宣传和学校工作。为了总结辽宁学雷锋的活动情况，到雷锋生前那个班蹲点，与雷锋班的战士们一起住了一个星期。回到北京我向耀邦同志汇报后，经团中央书记处研究、决定，向全国青少年推广学习雷锋活动，由我代表团中央书记处向全国青少年发表了题目为《光辉的榜样，伟大的号召》关于学习雷锋的广播讲话。”

    杨海波

    简历

    1923年出生于安徽砀山县。1938年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宿东县区委书记、组织部部长，安东县委宣传部部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共中央东北局青年团委员会副书记，青年团辽宁省委书记，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部长、书记处书记，杭州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党委书记，中共安徽省委副书记，安徽省第五届政协主席，国家教委副主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方委员会主任，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共第十一、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