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长华：翱翔在蓝天上的英雄

他先后经历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他在朝鲜战场的空战中，先后击落敌机2架，并指挥全团率机群击落击伤敌机47架（击落38架击伤9架敌机），荣获一等功臣和二级战斗英雄称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为他授予了一级国旗勋章、二级自由独立勋章。

在空军武汉军区某干休所，记者采访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空军战斗英雄郑长华。武汉冬天室内温度比较低，郑老穿着一身厚厚的蓝灰色的便装。但他眉宇之间的英气，宏亮的声音，讲话的力度，略带霸气的手势，仍使人强烈地感受到这位84岁高龄的老英雄身上那种职业军人独特的气场。

抗美援朝荣立一等功

作为一名曾在朝鲜战场上创造了辉煌战绩的中国飞行员，郑老充满自豪。他说：“我们中国空军是在陆军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初建时，人员都是从陆军挑选的。大家在战斗机上飞行的时间都不是很长，有些是几十个小时，最多的100多个小时，训练的飞行科目也比较简单，更别说空战的实践经验。在这种情况下去抗美援朝，现在想起来有些不可思议。按现在来讲，就是不具备作战条件。但是我们的飞行员勇敢，尽管飞行时间短，也敢跟美国飞了几千小时的飞行员较量。一开始，由于飞行员没有经过正规的射击训练，一上战场，对敌人同仇敌忾，恨不得一下子把它打下来。结果好几次距离敌机还有一两千米就开炮，打到跟前没有炮弹了，一架飞机没打下来。回来之后，气得不吃饭、哭鼻子，自己埋怨自己。那时候我们是两百发炮弹，敌人是两千发。一回来飞行员很着急，地勤人员也着急。后来我们研究战术，过去在陆军打仗时，真正能打的老部队，是从来不乱放枪的，他放枪的时候一定是在有效射程内，不打则已，打就打准、打狠。因此，我们让大家学习判断距离。我们团在朝鲜战场一年零四个月时间里，我打下来两架飞机，全团共击落击伤敌机47架，其中击落38架，击伤9架。党和人民给了我很高的荣誉，不光给我记了一等功，授予二级战斗英雄称号，还专门叫我到朝鲜授勋。我们全团被授予了集体二等功。”

一届全国人大空军有三个代表

在郑老的记忆中，除了参加抗美援朝以外，1954年选上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也是一件大事。根据记者采访前电话中提出的要求，郑老找出了好几张参加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的照片。他说：“1954年，召开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大会会议时，空军只有三个全国人大代表：刘亚楼司令员，刘善本，还有我。这张照片是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之后，空军的一个记者给我和刘善本拍的。”

“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是从9月中旬到月底的半个月时间。开大会期间，解放军代表组的代表们整天都在一起。记得那时我和陆军的张明住一个房间，他也是战斗英雄。开会期间，解放军代表组的许世友司令员经常跟我们在一个桌上吃饭。刚开始和首长一起吃饭时，我们年轻一些的同志都感到很拘束，光吃饭，不好意思夹菜。许世友一边劝我们多吃，一边说：‘你们年轻小伙子吃饭怎么像大姑娘似的。我像你们这年纪一顿饭能吃一大碗肉。’后来大家熟了，才都知道许世友是从少林寺出来的，会武功。他也挺神的，从来不服老。有一次对我们几个年轻的说：‘你们蹲下来，我就用一根手指头按着你的头，你就别想站起来。不信你们谁来试一试？’我们几个谁都没敢试。我还记得会上经常遇到演电影《白毛女》的主角田华。她也是军人，但不在解放军代表组，好像在河北代表组。可能因为都是年轻人，她经常和我们解放军代表组这些年轻的同志在一起交流。她还送给我一张演《白毛女》的签名剧照。”

解放军代表组的分组会议

“那时我们解放军组开分组会议，一般都是不分海、陆、空军，所有代表都在一起。记得每次都是在一个挺大的会议室。”

“您还记得在北京的什么地方吗？”

“具体的地址我记不清了。只记得我们开小组会的地方院子挺大的，有花园，花园里还有假山。听别人讲，贺龙的外甥廖汉生的家就住在我们开会那个院子的另一边。”他指着照片说：“这张是在解放军代表组分组会议的会场照的。每次开会，代表们的座位是围成四方形。解放军代表组人比较多，有60人。开会时分两圈坐，里圈都是大沙发，坐的人少些；外圈长凳能坐很多人。这张照片上前排的四个人是聂荣臻、贺龙、罗荣桓和廖汉生。我在后排，在贺龙和罗荣桓中间的这个就是我，旁边白衣服的是海军的代表王维福，边上这个是张明……”

开大会坐在刘亚楼和邓华之间

“我还记得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所有的全体会议都在中南海的怀仁堂举行。开全体会议时，代表的座位是按照姓氏笔划排的。我正好坐在刘亚楼司令和邓华之间，这一点我印象很深。由于我一直在空军的作战部队，对当人大代表该怎么做还不太清楚。所以无论干什么事，开什么会，通过宪法草案也好，大会的选举也好，凡是遇到不明白的事都问刘亚楼司令，他就会告诉我应该怎么做。在这期间，有一天大会还没开始，坐在我旁边的刘亚楼司令对我说：‘派你到苏联去学习学习吧！’我说：‘我都这么大年纪了（当时28岁），我不想去。人家去留学都先学一年外语，俄语我是一天都没学过，一个字母都不认识，到那里学习功课怎么跟得上。’到北京开会前我们正由苏联专家指导‘夜间复杂气象’的飞行，我这一项差几个起落就完成了，当时很想把这一项飞完。当然，最后还是没有飞完。大会结束不久，我就被派到苏联学习了。”

毛主席接见与周总理授衔

郑老回忆道：“从1955年到1959年，我被派到苏联莫斯科的红旗学院学习，一共学了4年。在苏联学习期间，有两件大事：一件是在1957年，毛主席率领中国代表团到莫斯科参加苏联十月革命40周年的庆典期间，在莫斯科大学大礼堂接见了在莫斯科学习的中国留学生，还给我们讲了话。毛主席讲了大约半个多小时。他最后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这次讲话让在场的同学们个个热血沸腾。领袖的殷切希望对我们是巨大的鼓舞。在激动之余，我们也都意识到自己肩负的责任。建国初期，我国派了很多留学生在苏联学习，那时中国的留学生学习刻苦是有名的。特别是我这样不懂俄文的，白天上课基本听不懂，每天晚上都要补课。经过起早贪黑拼命的学习，我的俄语听力迅速提高。到1959年毕业时，我的战术指挥课拿了5分，其他各门功课全部都及格了。还有一件事，是周总理在访苏期间，亲自给我们这些在苏联留学的解放军军官授衔。那时在苏联学习的军队干部也很多，仅那次在莫斯科被授衔的军官有几十位。我被授予的是中校军衔。我们当时是沾了在外留学的光，将、校官都是周总理亲自给授的衔。在国内只有在京的将官才由周总理给授衔，在京的校官是由当时的国防部部长彭德怀授衔。那次在莫斯科中国驻苏联大使馆举行的授衔仪式很隆重，我至今印象深刻。”

会场外的刘少奇委员长

郑长华由于被派往苏联留学，实际上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五次会议他只参加了两次：第一次大会和第五次大会。郑老回忆说：“1958年1月，一届全国人大召开第五次大会前，我的学习已经有些上路了。当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的同志问我：‘要不要回国参加会议?’我立即答复：‘我要参加会议！’我到北京后才知道，空军的同志把我爱人也从杭州接到了北京，利用我在北京开会的机会让我们夫妻俩聚一聚。大会期间，有一天晚上给代表们发了观看演出的票。那时候看节目是随便坐的，前边十几排都是给代表留的。我就带着爱人一起去看演出。我们先到的就往前排坐。后来，我们看到刘少奇委员长也来了，他带着夫人王光美一起来看节目。刘少奇委员长很谦和地微笑着往我们后面一排座位上走进去。这时，我们这排的人都站起身来，刘少奇笑着和我们大家打招呼，与身边的代表一一握手，王光美也和大家握手问好。当走到我跟前时，刘少奇委员长也亲切地与我和我爱人握手、问候。”

郑长华简历

1926年5月出生，安徽五河人。1941年参加革命，在部队做宣传员、文化教员。1943年到抗大四分校学习，毕业后在新四军淮北七分区警卫营历任连支部书记。1946年到轮训大队学习，1946年年底并入华东军政大学习，后分配到皮定钧带领的“皮旅”，历任工兵连副指导员、指导员、炮兵营副教导员、教导员。1950年，从正在四川南充剿匪的18兵团选拔到空军三航校培训。1951年起任空军某师飞行团副团长，1952年起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12师飞行团团长，1953年起任副师长。1955年至1959年到苏联莫斯科红旗学院学习，毕业回国后任师长。1965年起历任空四军副军长、军长。1983年离休前任武汉军区空军副参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