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大会堂做教员

 

　　我出生在河南省农村一个贫困的家庭，1960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1965年8月，我由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被选调到人民大会堂做文化教员。

　　在大会堂工作的十几年里，我经历了许多重大政治事件。在日常工作生活中，见过多位令人崇敬的国家领导人，聆听过他们的重要讲话。那特殊不平凡的日子、激动人心的情景历历在目，至今难以忘怀。

别开生面的三节课

　　1965年8月底，我们休完假，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来到大会堂正式上班。我们的办公室开始在三段东二楼，后搬到二段四楼大礼堂北侧。五个教室分别安排在二段四楼中央大厅南北。教室宽敞明亮，一排排条桌和椅子摆放得整齐有序。

　　人民大会堂党委副书记兼半工半读学校校长刘志勤，副校长兼学校办公室主任宋宜亭召集我们新老教员一起开会，讲明了大会堂半工半读学校是在国家主席刘少奇同志关怀和倡导下成立的；业余学校已办了几年，取得一定成绩，但教师队伍较小，不能满足工作的需要，这次经上级批准分别从北京师大、北京师院两所学校调11个人来任教；办学的目的是提高在职工作人员的政治素质、文化水平和业务能力，培养有党性、有文化的劳动者；希望教员们好好工作，完成任务。

　　会上，还宣布了开设的课程：政治、史地、语文、外语、数学五门。同时，还对17位教员承担的课程做了具体分工。政治：宋宜亭（兼）、梁福、张发长；语文：王友盛、林治容、宋薇茄、闫仁德、张素清、薛立秋；数学：史玉洁、马孝云、谢文周、曲庆运、刘祥卿、石金瑞；外语：张责印。我本人负责史地讲授任务。

　　大会堂的半工半读学校与社会上的普通中学截然不同：学员是年龄大小不等，职务工种不同的在职干部、服务员和工人；学习时间必须在完成政治任务的前提下安排各门教学内容，大部分在工作之余的晚上或在不影响任务的情况下挤出时间。开课的内容绝不能把普通高中的课本原封不动地照搬过来。经研究决定，政治、语文、外语、数学结合工作实际需要选择内容，分班开课；史地课先开党史。于是，我集中精力编写讲义。参照大学时学过的《中国革命史》近现代部分——从“五四”运动到1949年建国前的内容，以胡乔木同志的专著《中国共产党三十年》为蓝本，分章节进行撰写。主要内容是：党的创立和第一次大革命；土地革命战争和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通篇突出毛泽东思想与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史。1966年年初，党史讲义编写完成，并打印装订成册。但最终这门课因“文革”未能开成，编好的教材后来也不知去向。

　　地理课的开设还是有新意的。大会堂是党和国家的政治活动场所，经常为接待世界上一些国家元首和不同层次的外宾服务。为了有针对性服务好，了解被接待国家的地理位置和有关情况是十分必要的。根据领导的提议和安排，我决定结合来访国家首脑的访华，有选择地讲授该国的地理，介绍该国有关情况。这是一个结合实际需要讲授地理课的好主意。

　　我根据外交部接待要求，参照外交部编写的内部资料《世界各国情况》，认真备课。记得在任教一年的时间里，我一共讲了三节地理课。结合日本友好代表团，印尼总统苏加诺，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的来访，分别讲授了日本、印度尼西亚、坦桑尼亚三国的地理位置、国土面积、人口、首都、经济及物产、政治状况、风土人情、生活习惯、与我国的关系以及接待时应注意的事项。这些课一般安排在任务的前一两天，有时现场授课，不分班，采取上大课的形式，时间不超过45分钟。课后，学员对被接待国家的概况有了初步了解，对做好接待工作心中有数。同时，学到了地理知识，听得懂，记得牢，印象深。大家反映，这样的学习效果好。

国家领导人的关爱

　　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十分关心大会堂青年人的成长。毛主席曾亲笔为一位服务员题词，勉励青年学习进步。刘少奇主席、周恩来总理对大会堂青年人的进步也关爱有加，对大会堂半工半读学校均有明确指示。

　　1965年4月，刘少奇同志在接待外宾后与一位服务员谈话时，对大会堂办学做了重要指示。内容可归纳以下几点：强调青年人学习的重要性，大会堂条件好，要多挤出时间学习；做革命接班人，知识要全面，毛选、社会发展史、语文、代数都要学习；政治学习要与实际相结合；按年龄大小、层次分班；教员不够，可与高教部联系选调。我们11位教员的到来，正是落实了以上指示精神。

　　1965年11月，在大会堂半工半读学校试办十个月之际，以大会堂党委书记刘剑，副书记朗雷鸣、刘志勤的名义向周总理报告了办学情况及设想。周总理看了报告后，第二天就作出重要批示：搞半工半读学校，是要培养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不是培养脱离实际、脱离劳动的中学生、大学生；教学方法要结合实际，讲究实效；师资队伍要就地取材，能者为师；要组织青年接触实际，加强劳动锻炼，克服“骄、娇”二气。最后，他殷切希望：“大会堂条件很好，你们搞一个半工半读学校试点，摸索一条培养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的道路。”大会堂党委对周总理的批示极为重视，及时组织全体干部传达、学习、贯彻。学校办公室为落实周总理的批示精神，组织教员反复学习讨论，还制定了一个四年教学实施规划上报有关领导。有的在当时已着手落实。但后来，因“文革”的原因，规划被迫中断。

　　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的郑思远同志对大会堂的半工半读学校也比较关注。他亲自到大会堂了解办学情况，在小礼堂为全体职工作报告，进行动员，讲明学习政治、文化的重要性，希望全体工作人员走又红又专的道路。印象最深的，是他在讲话结束语时说的对联：“上联，能文能武赶北大；下联，半工半读超清华；横批，大会堂大学堂。”大家听了为之一震。这个口号即使在当时看也是不实际的，但反映了他对办好大会堂半工半读学校的一种心情。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上级机关领导的关心下，大会堂局党委恢复了业校，在传承以往办学的基础上继续开设语文、外语、历史等课程，直到完成中学的补课任务。此后，很多同志坚持上业大和参加自学考试等，有不少同志取得了大专和本科学历。通过文化、政治课的学习和业务培训，大大提高了全局干部职工的政治素质和业务能力，很多同志走上了领导岗位，不少人被提升为科处长，甚至有的被提升为局级，成为大会堂骨干。

　　四十年过去了，我十分怀念任教时团结、融洽、紧张、快乐的生活，我会永远珍藏这段美好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