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时节话家风

    清明节将至。按照中国的传统，无论身在何方，身居何职，家庭中的成员总要在清明节聚到一起，通过祭扫的方式表达对先人的怀念，在祭祀的传统活动中，让晚辈将良好的家风代代传承下去。

    图/视觉中国

    我国自古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什么是家？孟子云，“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什么是风？曾国藩说，“风之为物，控之若无有，之若易靡，及其既成，发大木，拔大屋，一动而万里应，穷天人之力，而莫之能御。”家风一旦形成，就产生一种巨大的能量。

    好家风是子女成才的好基因。家风正，则子女兴。《颜氏家训》开篇就阐述了家风的要旨：“吾家风教，其基本内容无外乎要家人清白做人，自立自重，忠君爱国，宽柔慈厚。”曾国藩分天下家庭为四类：官宦之家、商贾之家、耕读之家、孝友之家，因而家风“第一贵兄弟和睦；第二贵体孝道；第三要实行勤俭二字”。他强调，“书卷乃养心第一妙物。”意思是读书可以增长道心，为进德修身第一要事。

    可见，传统好家风往往是儒家核心价值观的具体展开，因生活境遇不同，侧重点略有不同，但不外乎崇德向善、勤俭清白、孝亲进取、书礼传家。《易经》云：“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可谓说尽人间事理的至理名言。以德善遗其子孙，是子孙享用不尽的精神财富。

    司马光府上有个仆人，30年来一直称呼司马光“秀才”。苏轼听后觉得不恭，就教他以后改称“大参相公”。司马光听仆人突然改口，吃惊地问他谁教的，仆人如实禀告。司马光说：“好好一个仆人，被东坡教坏了。”在司马光看来，“贤者居世，会当蹈仁履义，以德自显，区区外名何足传邪!”他不希望家人为世俗所染，变得势利。其家风重在贤德立身，绝无“官二代”之累。

    古往今来，家风培育的就是子女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与道德观。家风是家族成员共同的文化基因和价值共识，建构起一个家族成员共有的精神家园。

    好家风是治国理政的奠基石。家风正，则国家兴。曾国藩本没有带兵的经验，当年匆促成军后是如何带领好湘军的呢？他便是将治家的理念拿来治军，“治兵如治家”，他是将整个湘军看作是一个大家庭的，他常告诫身边的将领，“带兵之法，就如父兄之带子弟”。因此，后来蔡锷将军非常服膺他，称有这样一句话，则古今带兵格言，千言万语皆可付之一炬。

    带兵如此，治国亦如此。古代很多优秀士大夫便是将治家看作是治国理政的一场“演习”。司马光说，《家范》比《资治通鉴》更重要，因家风是世风之基。司马光有一次经过他的独乐园，见新盖了一间厕屋，就问守园人建屋的钱从哪里来的？回答道是游人给的赏钱积攒而来。司马光问，为什么不留着自己用？守园人说，难道只有相公您不要钱？家风的辐射作用如此。

    家风影响民风，民风决定士风，士风左右仕风。要改变民风，首先得改变仕风，因为官员是民众的楷模，是社会的精英，理当有一份担当。要改变仕风，首先得改变家风，因为家庭是官员的摇篮和归依，是涵育民风、仕风的细胞。

    廉洁治家是清廉从政的重要一环。家风正，则作风正。“去琅邪之迁越，宅金陵之旧章，作羽仪于新邑，树杞梓于水乡，传清白而勿替，守法度而不忘”，如《颜氏家训》一样，好家风往往把传清白、守法度作为家风建设的重点。家风作用于人便是人格的魅力有多大、影响力就有多大。在司马光手下当差，无势可仗，无油水可捞，比其他公府豪门清苦。但因其夫妇待之以诚，持之以礼，从不欺凌打骂，当差之人活得自在有尊严，不仅安贫若素，没有怨言，也一样平和敦厚，不慕奢华，不图富贵，老老实实做人，勤勤恳恳做事。

    不良家风助长贪奢，为政贪奢又反遗害家庭。霍光的妻子为人贪妒成性，犯下重罪后，霍光企图瞒天过海，既不上奏，也不惩罚。不修家风，子弟生活骄奢糜烂，直至萌生谋逆，最终导致全家被诛，遗害亲族。寇准刚直足智，是史上名臣，但性奢侈，常歌舞通宵，有人讽其“一曲清歌一束绫，美人犹自意嫌轻”。司马光说他“豪侈冠一时，然以功业大，人莫之非，子孙习其家风，今多穷困”。明代首辅严嵩，奸贪狡诈，其子严世蕃更是青出于蓝，贪酷成性，敢向太子勒索，最后被杀、抄家。

    朱熹说：“上行下效，捷于影响。”良好的家风得以形成，取决于长者、尊者的榜样力量。良好的政风也是如此。宋元仕宦家训中，对于子女关于为官的教育，首推廉洁两字。吕本中《家范》云：“当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者，则知所以持身矣。”范仲淹说：“惟勤学奉公，勿忧前路，慎勿作书求人荐拔，但自充实为妙。”司马光在《居家杂仪》中指出：“凡为家长，必谨守礼法，以御群子弟及家众。”